报告文学的张力在于细节

——读《巴黎烧了吗？》

一、 关于本书

《巴黎烧了吗？》（Is Paris Burning ?）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多米尼克·卡皮埃尔（Domimique Lapierre）合著而成。本书生动而详细地描绘了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在巴黎解放二十年后推出即成为世界新闻史上报告文学的典范。

“巴黎烧了吗？”这是纳粹德国头子阿道夫·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在东普鲁士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二战期间，盟军为节省解放后的巴黎二百万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而耗费的汽油，把它用于更加急需的攻打德国本土的大军身上，以争取早日结束。他们决定要绕过白，暂不解放巴黎。但这个消息却使巴黎抵抗运动内各派别的地下组织陷入了混乱。一方面，地方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决心要举行起义，把巴黎从德国四年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派，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决心要抢在共产党之前到达巴黎，建立他自己的地位。这样在盟军与德国之间，在德军与抵抗运动之间，在盟军与戴高乐之间，在抵抗运动各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后，向法国的德战区纵深地带长驱直入，而希特勒军队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已经处于守势。希特勒向新派去守卫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铁茨发出了要坚守巴黎到最后一兵一卒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并打算在万一失手时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巴黎连同它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建筑和艺术宝藏统统付之一炬。肖尔铁茨对巴黎充满敬畏，最后没有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投降失败，巴黎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

本书译者董乐山在依序中说道：两名记者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详实，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收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

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

这部28万余字的报告文学，通过多方面、立体的细节描写构建了其跌宕起伏的文学性，同时诠释了新闻最重要的价值：新闻报道的，是事实。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深深的吸引和启迪了我。

二、 对报告文学的几点认识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题材，在新闻界曾受到青睐而出现繁荣盛况，但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的报告文学却很少“发声”。报告文学可以提供特殊的观察视角，同时在思想深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本书的阅读对报告文学形成了一下几点认识：

（一）、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和细节

一篇好的报告文学应该是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从不同的方面去揭示事实的真相，而不同的人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发现真相。同时，一篇好的报告文学也应该拥有丰富的材料，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细节去还原事实，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报告文学写作就像罗丹的雕塑理论：把一块石头上没用的东西去掉，剩下就是自己的作品了。

如何剔除没用的细节，进而凸显出有用的东西，需要高超的叙述技巧和文字功底。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做到了，他们将丰富的素材有机的捏合在一起，把几百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一章每一节都有跌宕起伏的高潮和剧力千钧的气势，使这部纪实作品优于一切惊险小说。真正的报告文学叙事是精简，同时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空间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文章中基本没有评价和结论，有的只是事实的表述。 （二）、纪实手法，真实而震撼

报告文学通常是针对重要的事件和现象而写作，能够引起多数人关注并能够从一定角度反映时代和人生。报告文学因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真实性大大增加了其影响力和震撼力。同时，报告因为纪实性，具有整体上和本质上的真实，从而成为一种可靠的史实材料。

在本书中，对希特勒、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等著名人物的采访，通过描写其语言和行为，还原真实的人物使我们对著名人物“去魅”。同时书中对著名人物

描写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戴高乐最后能够成为法国后来的领导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巴黎的德军投降后，仍有零星的德国兵负隅顽抗。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逃脱了被俘，躲到协和广场海军部三楼的角落里。他听到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开进来，后座上是一位法国将军。打死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莱特霍尔德少校想，提起轻机枪，瞄准那个人。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袋里，如果开枪，群众就会来搜查他，将他打死。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觉得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都抵不上自己的命。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知道了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人是谁。那是夏尔·戴高乐。 （三）、严谨而兼具趣味的文风

报告文学比其它形式的文学更严谨，更有说服力；而相对与其他新闻题材，它又具备了趣味性与可读性。一方面，它从理性层面来把握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用感性笔触来描写一人一事的细节。

本书中有很多场景描写非常细腻而震撼，如法军士兵和家人团圆，美军士兵与法国人民狂欢的场景就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作者描写的不过是一些小人物在那个历史时刻的际遇。历史教材的叙事语境中不会提及这些小人物，而报告文学中的历史是鲜活的、生动的。在其他新闻题材中，没有太多篇幅对重大事件的整体进行宏观描写，而报告文学中的事件是立体的、连贯的。 （四）、开拓非主流叙事视角

报告文学为人们提供了主流语境以外的叙事可能，使事件更加丰满和真实。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意旨即在于通过深刻性对当代产生影响，社会得益于这种非主流叙事，对于事和人有了新的观点和视角，逐渐形成多元的理性社会结构。

本书中，有的德军官兵舍不得法国情人而选择留下；有的德国军官因为打碎了法国房东杯子而留言致歉，还附了钱赔偿；有的法国姑娘原本与德国兵谈情说爱，解放后转而投向美军的怀抱。报告文学这种细致入微的叙述有助于人们从善良与邪恶的简单二元对立中跳脱出来，而思考人性的复杂。侵略是罪恶的，然而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复杂而与众不同的。有的人或许在侵略者的群体中，但是有他的无奈和内疚。有的人或许原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在敌人和祖国之间，他们选择了出卖灵魂或肉体。

三、 “历史无我”与“新闻客观性”

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曾说过“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历史和新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把历史事件的所有细节呈现出来，而不是有选择的简化叙述，“我”（作者）不判断哪些事件更重要，而是材料的事情多就多写，材料少的就少写。“我”无意把历史写成小说，而是忠实地描述事件，读者了解了事实后，自己会做判断，“我”不存在于书中。新闻的客观性也是如此，现在的读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新闻素养，通过新闻的客观性能更好的认识和改造世界。报告文学发挥史实性功能，应该做到“历史无我”；而报告文学的现实功能的实现，需要发挥“新闻客观性”。

在本书中，没有主人公，也没有主旋律。两名作者采访了八百多名亲历者，写了五百多个人物的亲身经历，而对戴高乐、希特勒这些大人物的着笔，并不比小人物多多少。同时本书中几乎没怎么用形容词，写戴高乐和盟军将领时也没用“光荣伟大”这些字眼，盟军战士也没“骁勇善战”，写到希特勒也没形容他“罪大恶极”，德军巴黎司令肖尔铁茨一直违抗希特勒命令没有炸毁巴黎，书里也没形容他“高风亮节”，但是读完这本书，读者自己会对事件的是非评判做出选择。

四、 报告文学中关于事实和观念的思考

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泛滥反而使我们淹没在信息的噪音中。现在也是一个“观点”爆棚的时代，每个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思想深邃、观点独到。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题材，在事实和观念两者之间该如何定位？是纯粹地描写事实，还是主要为了输出观念？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和思考，笔者认为报告文学最好是事实的陈述。

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一书中提出，在从主观立场对世界做出分析之前，必须对世界做出客观主义的理解。在新闻领域中能够真正有效对事件做出“客观主义理解”的最合适的选择就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所具有真实性、全面性、独立性和史实性能够使新闻这一价值充分体现。虽然现在音像和网络在记录事实和史实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报告文学仍有存在的必要。

在我国，报告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发展时期达到了高潮，其传递的观念和价值对社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现阶段，新闻领域中的报告文学发展处在瓶颈

期，不妨学习西方的报告文学，将纪实作为发展的突破口。

五、 《巴黎烧了吗？》与《中国西北角》的比较

《巴黎烧了吗？》和《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属于报告文学中的典范之作，都是新闻记者通过长期详细的采访和考察后关于二战的纪实写作，有必要对两本书进行比较，分析中西方报告文学的不同点。

首先是时间上的差异。《巴黎烧了吗？》是在巴黎解放二十年后，两名记者所做的一个回访，资料收集的面广，在时间上没有急迫性。而《中国的西北角》的采写仍在战争期间，收集的资料更接近事实的发生状态。同时《巴黎烧了吗？》资料收集具有更大的便利性，通过查阅事实和采访获得资料。而《中国的西北角》的作者范长江则冒着巨大的风险，收集材料更有挑战性。《巴黎烧了吗？》最大的特点在于事实和细节，在结构上属于“珍珠式”，将事实通过有效整合，串联成珍珠项链。而范长江采访最重要的目的是加深外部对红军的了解，向广大读者解答与民族和人民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引用了很多诗句对西北进行了描写，同时在结构上属于“太史公曰”体，范长江提出了自己的观念和建议，旨在揭示西北地区的现实问题。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巴黎烧了吗？》是对巴黎解放前后这段史实的陈述，全部通过细节来建构。而《中国的西北角》是通过事实来说明作者的观念和态度，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巴黎烧了吗？》、《中国的西北角》两者间的不同之处的原因除了新闻观的差异之外，还在于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不同。范长江具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全中国需要对西北地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他需要在对事实进行报道的基础之上揭示出事件的本质。而《巴黎烧了吗？》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需要弄清事件的全过程，全方位地对事实进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