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县百年乡建看乡村振兴战略

从定县百年乡建看乡村振兴战略

黄家亮*

一、定县翟城村概况

定县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于1986年改名为定州市，目前是一个省直管的县级市。定州市因“定县试验”和“定县调查”而闻名于学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地方，为便于研究本文还是使用“定县”这一名称。

翟城村是定县东亭镇的一个村，也是定县试验和定县调查的核心村。翟城村在中国近代乡村建设历史上有很多个第一，如：该村是最早开展村治实验的村庄，号称“中国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第一村”；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村级女子学校所在地，中国创办最早的农民合作社“因利协社”所在地，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翟城村在近百年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均在乡村建设方面有着耀眼的探索，一部翟城村的乡村建设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中国乡村建设历史的缩影。

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近代以来我国乡村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需求而提出的重大命题，其重大意义应该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理解。而讨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历史脉络，离不开对定县尤其是翟城村乡村建设历史的梳理。

二、翟城村乡村建设的百年轨迹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翟城村不仅经历过历次国家自上而下开展的乡村、改革、建设，还经历了几段非常独特的民间力量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

第一，晚清民初时期地方乡绅的村治探索。翟城村的乡村建设实践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时期，地方乡绅的村治探索，其代表性的主持者为翟城村的乡绅米鉴三和米迪刚父子。主要做法是以推广新式教育为抓手推进村庄自治。在清朝末年，米鉴三开始筹集本村的教育资金，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育正学堂”和女子学塾，还制定了《查禁规约》《看守禾稼规约》等村庄自治规范以整顿村庄治安和移风易俗。初年，米鉴三的儿子米迪刚从日本学成归来，借鉴日本新村建设的经验，开展了系统的村治探索。

当时的翟城村制定了村治组织大纲，建立了村自治公所、村议事会、教育会、农业会、德业实践会、风俗改良会、查禁会等自治组织，创办了国民高等小学校、半日学堂、村治讲习所、宣讲所教育机构，设立了卫生所、图书馆、阅报室、医院、公园、公共浴室等公共服务设施，还创办了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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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作者2018年6月1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浙江省诸暨市主办的“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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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农民合作社经济因利协社、中国最早的村级女子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小学校。

总之，翟城村以推广新式教育为抓手推进村庄自治的做法，开创了我国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先河。因为在村治方面的突出表现，时任定县孙发绪于1914年宣布翟城村为模范村，呈直隶省巡按使公署和教育部、内务部立案，并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翟城村治的经验，将定县建设成了“模范县”。随后，孙发绪调任山西省，并在山西推广了定县的经验。

第二，时期知识分子的平民教育试验。由于较好的村治基础，1926年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择将翟城村作为其乡村建设试验的起点，开展了为期10年的举世瞩目的平民教育试验，这就是著名的“定县试验”。这一试验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的“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定县试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大规模乡村建设实践，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统计，在试验期间，有上百名知识分子投入到这一乡村改造的实践中，其中不少都是国外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在2017年11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总还专门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并肯定了定县试验在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公共卫生等方面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

第三，本世纪初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试验。翟城村最近一次被广泛关注，是因为以温铁军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展的乡村建设试验。2003年，温铁军带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翟城村，与翟城村村委会等单位合作建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开始了新一轮的乡村建设实践。他们通过高校三农学生组织，动员了大量的大学生下乡

开展调研和乡建实践。这一次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内容包括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建立农民合作社等农村民间组织，组织农民开展文艺活动，试验有机生态农业，推广生态建筑等。本次试验历时4年时间，于2007年终止，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三、从翟城村百年乡建看当前乡村振兴

翟城村的百年乡建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发展程度看，它目前依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但是，翟城村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为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当前乡村振兴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破解“梁漱溟难题”。梁漱溟先生在总结他的乡村建设实践时，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作为其遇到的最大的困惑和教训之一，笔者将其称之为乡村建设的“梁漱溟难题”。他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他进一步反思道：“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

其实，“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不仅仅是梁漱溟遇到的难题，也是各种乡村建设实践尤其是村庄之外的各种力量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所面临的普遍难题，其根本在于没有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如今，我们开展乡村振兴同样首先要破解这一难题，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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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7期（总第27期）

应该是农民的乡村振兴，而不能做成干部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最终要由当地精英带着当地百姓干，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拽着当地百姓干。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要了解农民最迫切、最真实的需求，并将乡村振兴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放在满足农民根本需求之上，而不是放在追求政绩、名声、私利或其他方面。农民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利益群体的农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要真正了解农民的需求，需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不能凭主观想象。

第二，注重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乡村衰败的恶性循环。近代以来，我国农村衰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人才的缺乏，农村精英纷纷逃离乡村，而留在乡村的多是老弱病残。在这种局面之下，乡村维持现状都很艰难，更不用谈乡村振兴了。农村精英为什么要背井离乡、逃离乡村，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缺乏挣钱的机会，缺乏能够留得住人的产业。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产业缺乏导致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导致乡村进一步的衰败，而日益衰败的乡村越来越无法留住人才、资金等现代经济要素，由于缺乏造血的功能，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乡村振兴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帮助农村走出这种恶性循环。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抓住产业发展这个龙头，通过发展产业，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并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们对定县翟城村及周边几个乡镇调查表明，农村产业的发展程度与农民外出打工比例是呈直接的负相关的关系。

发展农村产业，还需要清楚认识三个问题：第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产业是具有地方性的，不同地方适合不同产业，一定要防止千篇一律、简单移植其他地方的经验。第二，发展产业一定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防止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发展产业。不少地方在开展乡村建设过程中，政

府自以为为农民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强迫农民发展某一产业，结果给老百姓造成重大损失。第三，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够实现产业振兴，也不是村村都要发展产业，一些自然资源薄弱的村庄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产业振兴。

第三，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应对基层治理危机。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翟城村历来乡村建设的突破口和主要抓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些年来，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就在于治理体系的不足和治理能力低下，这尤其体现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宗族等村庄内生力量是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他们能够较好满足农民的扶贫济困、养老助弱、纠纷化解等公共服务需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强有力的村集体组织承担了公共服务的功能。而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悬浮化”的困境，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塑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加强自上而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基层治理中完全依赖基层政权的力量，而要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设，激发农村社会的活力，让老百姓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体系。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黄家亮、汪永生：华北农民非正规就业的微观形态:基于河北定县两个村庄的考察，《中国乡村研究》2018年第1期。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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