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军事帝国（二十五）汉帝国的军事辉煌

作者：白云居士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6年第12期

白云居士

转换结构的

在上文中我们大致分析了秦汉之际中国内部军事和外部威胁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中华第一帝国在军事上的高峰期的特点和表现。对于中华帝国而言，最主要的外敌就是北部和西部的游牧帝国，这个威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方向的敌人，因此每当中原汉人结束了内战，创建了大一统帝国后，都不可避免的面临一次的结构性转换，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决定了接下来面对北方敌人到底是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攻势防御，还是各种挨打的被动防御。

这和历史上其它的军事帝国，比如欧洲历史上的古罗马帝国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古罗马自从在共和国时期打造了合理高效的罗马军团的组织结构后，就一直保持了好几个世纪而没有大的变化，即使其兵制从自耕农为主转变为募兵为主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一直到帝国的晚期，在阿德里安堡战役惨败给哥特人后才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组建骑兵比重更大的混合军团。原因就在于此前罗马人所面对的对手大部分都是和自己类似的农耕或农耕与畜牧业的混合文明，如日耳曼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达契亚人、埃及人、马其顿和希腊人等，这些对手的都是步兵为主或者步骑混合，罗马军团是古典时代最经典的步兵方阵，面对这些对手时在机动性上没有明显劣势，而在作战的能力以及阵型的灵活性上都超过对手。敌人之中只有东部的帕提亚人才是以贵族重骑兵及平民轻骑兵为主体的骑兵军团。但罗马人只要不是打算深入两河流域远征，只需要做好城防和阵地战的准备也基本够了，而即使远征，在原有的步兵军团基础上加强一些骑兵并获得了亚美尼亚等盟友的骑兵辅助后，也基本可以保证作战不至于陷入被动。

而汉人则不同，除了多个游牧民族进入华北进行大混战的五胡乱华时期之外，汉人在长城以南的内战中显然都是以步兵作为的主体，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早年起兵时，一开始连一匹马都找不到，只能骑牛作战。这虽然是特例但也说明了在中原汉人地区想组建骑兵为主力的确实相当不容易，因为马匹的驯养需要很大的空间资源和沉重的饲料负担，成本太高。

但是当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转身开始面对北方草原上的敌人时，原先的步兵军团就显得不趁手了，只要你想有效打击对手，就必须要骑兵。不然你就只能是陷入打赢了追不上，打输了跑不掉的困境。上期我们分析了汉初70年，始终韬光养晦对匈奴采取和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还未统一，于是历经几代皇帝演绎了汉朝版的攘外必先安内。而且这种内部的割裂也无法集中足够的资源，因为如果不是民间足够富足，就无法有余力饲养太多马匹，国力不雄厚就无法支撑边境地区的诸多军马场。

当然物资和马匹仍然是次要的，关键还是看人，汉帝国要想有力的展开对匈奴的反击作战，就需要将原先用于内战的转变为适合对匈奴作战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到汉朝的是怎么构架的。

首先，汉朝大致分为统辖的、地方和边军三大部分，其中的包括守卫皇宫的南军和守卫京城的北军，其中南军由各地郡县选调的正卒组成，而北军则是选择三辅地区的正卒，两只来源和体系不同，可以保持与平衡，有利于皇帝掌控。而到了

汉武帝时期，又专门设置了七校尉军，使得更加强大，同时汉武帝还加强了近身侍卫，包括虎贲军和羽林骑两只，这两只的人员都选拔自关陇地区六郡的“良家子”，选拔严格，还有一些阵亡将士的孤儿也纳入统一训练，被称为羽林孤儿。这只就成为了一支精锐的职业军官队伍，除了守备作战，还不断把证明能力强且足够忠心的外放为将，某种程度类似一个忠于皇帝的军校，可以加强对的控制。

而地方分布于郡县，汉朝的男子成年后先要服徭役3年，然后先接受1年的军事训练成为正卒，之后再服1年的兵役。正卒可能轮到京师编入南军或北军，也可能调到边疆地区编入边军。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些正卒在进行一年的系统军事训练后，每年8、9月间还要进行都试，也就是对这些正卒的军事技能进行考核和检阅，这个考核不止是对个人，同时也包括排兵布阵等内容，接近于一次演习。

这套制度显然有其合理与先进性，可以长期保有大量的有基本军事素质的士卒供国家征用，在历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问题显然也不少。首先就是其军事技能毕竟仍然是有限的，两年兵役服过后，之后如果没有作战行动，那么技能渐渐就会生疏，而且农民对于背井离乡去打仗士气往往也不会太高。其次，那些平时基本分散的正卒到作战时才开始集结的话，速度会比较慢，尤其是当内地士卒要参与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时。如果对各地来的士卒编成不合理，还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士兵与士兵之间，与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感也很难保证。这里顺便看个范例，近代瑞士的雇佣军曾经盛极一时，除了这些瑞士山民自幼练习长矛或长戟等军事技能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村或地区，犹如父子兵、兄弟兵一般，其作战的勇敢顽强坚韧是一般所无法比拟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正卒构成了汉朝的主干，虽然大部分不能算精兵，但仍然是可用的正规。但这种制度依赖于足够数量的自耕农，一旦地方豪强吞并土地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依附豪强。那么户籍和簿籍制度就逐渐瓦解，相应的兵制也一并难以为继，因此东汉时期这套制度就彻底废弃了。

说回到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显然单纯依靠正卒仍然远不够使用，因此还有几种补充兵力的方法，一个是谪发制度，也就是将有罪的官吏、的逃犯，一些社会低下的人等征召入，更极端的是直接把服刑的犯人放出来组成，当然这个法子以前秦二世时用过，一般来讲不到极端情况谁也不会打这个注意。再有比如直接从少数民族征兵，组成所谓“蛮兵”，这种因为多是从某些部落集中征召，而且是针对那些较为武勇的民族，因此其战斗力往往很强。当然，还有直接面对全社会的募兵，这就是靠钱财以及立军功封侯的豪情了，这些人既然敢于刀头舔血博富贵，那么军事技能和勇气一般也都更高一些，他们往往组成了中较为精锐的部分，如众所周知的李陵所率5?000精兵就是募集而成，其战斗事迹读者比较熟悉，这里就不赘述了。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训练、储备、征发和募集的制度和基础，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一支规模相当庞大的具有专业水准的，比如卫青霍去病的漠北之战就动用了10万骑兵为主力，几十万步兵辅助作战并转运物资，这种强度的作战对于古代帝国而言接近于一种极限，能做到的国家和时代并不多。比如中国的宋代，在基本统一全国后，一方面举国上下对于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武人横行、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深恶痛绝，因此上下铁了心要崇文抑武，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边境军马场而无力组建成规模的骑兵军团，因此始终无力对北方采取战略进攻。

的软件建设

铠甲、兵器、装具等都是硬件，当然是十分重要，但是由大数量的人组成，本质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信息体系，每个人都是一整套精密的传感器加上高速度的处理器组成的精密系

统，而这些人要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古代往往最大的伤亡都是在溃散之后被屠戮的，真正两军对垒拼杀造成的伤亡其实不大。因为正规一些的都有较好的防护，在阵型不乱的情况下又都是以防护最佳的正面对敌。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哪一方先心理崩溃，变成四散的原子。因此仅仅是如何让始终保持为一个可以根据命令行动的整体就是个相当有难度的课题，因为人是有想法、有恐惧的，每一个士兵站立在阵型里，前后左右只能看到其它的有限的士兵，他看不到阵型前方敌人烟尘里有什么，也不知道附近友军在干什么，只知道对面有一群人呼喊着要杀死自己，如果这个士兵对自己、对自己所在的没有信心，那么他很容易选择弃械而逃，而恐慌是可以传染的，不加以抑制很快一支大军就会土崩瓦解。在历史中我们见过太多的事例。

因此一支必须从基层的士兵的训练、中级军官的培养、到整只的打造，都下足长期的功夫，才有可能保有一支出则能战的精兵。正卒的日常训练无疑是整个国家的基石，而各级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则比较复杂。如前所言，在和平年代无疑比较难提高真实的军事水平，只有在战争中才可以让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而汉承秦制，和秦帝国一样讲究以军功封侯，内部以军功来定赏罚和升迁的通道比较通畅，这对于增加民间尚武的风气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套制度最终是在三国时代的曹丕手里废止的，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一个靠文官压倒武官，而文官的选拔升迁则看家族血统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王莽之乱还是东汉三国，中国人自己打成一锅粥也没有给外敌以什么可乘之机，相反即使是作为一个割据政权的曹操势力，也可以北击匈奴，东征乌桓，丝毫不惧周边游牧势力。而西晋这个新统一的帝国却被几个少数民族瞬间将华北和关中变成了汉人的修罗场，这背后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整个民族舍弃武勇而崇尚官商的奢靡以及文士的格调未尝不是症结之一。

当然中低层军官还不是全部，的高层指挥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因受限于古代的信息传递手段的落后，的信息采集和处理必然是绝对的金字塔型结构，这就使得主将的在建军和作战的每一个决策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不同的将领对的战斗力影响极大。这和我们熟知的明清白话小说和历史演义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些演义中，名将的价值是体现在单挑上，主将的单挑胜负决定了两边的胜负态势，杀了对方主将后只需要率兵掩杀过去就结束战局了，于是吕布、典韦就成为了战争中的宠儿。这显然和真实的历史有着极大差别。古代将领的价值首先是带兵，也就是塑造的凝聚力，强化其技能；其次是用兵，以各种计谋和指挥扬长避短。关于将领的作用古今中外有很多的谚语，如“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可以击败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等。而可以佐证这些谚语的战例多不胜举，比如中国的韩信，多次被刘邦夺走精兵，但每次他都可以率领着剩下的数量和质量都堪忧的继续打胜仗，而且继续越打越强。再比如拜占庭帝国的贝利撒留，皇帝查士丁尼每次给到他手里的都是数量少、成分杂的乌合之众，可每次贝利撒留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将这只变成一支颇有凝聚力的打出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战役。这无疑是需要将领有着出众的人格魅力、聪明的头脑和铁腕的执行力，这绝不是看的兵书多就可以自然学会的，而是必须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学习尝试才可能。

而在中国的汉代乃至其它朝代，并没有一所国防大学成系统的培养军事人才，那么该怎么遴选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呢？一方面却是有部分将军是依靠军功逐步升上来的，但很可惜，汉武帝乃至其它很多统治者所选择的主要方法就是任人唯亲。我们当然知道汉武帝时期中国出了卫青和霍去病两个辉煌的名将，但是如果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就会发现问题，西汉是在公元前133年策划了马邑之谋，开启了对匈奴大规模反击战争的，而汉武帝轮台悔过结束对匈奴战争则是公元前90年，前后历时43年。而卫青开始参与对匈奴战争是公元前129年，在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后结束了其在汉匈战争里的指挥生涯，历时10年。而霍去病更是在前123年才参与，同样是到漠北之战结束，总共只有4年。那么在卫青、霍去病的这10年辉煌期之外，是33年的各种无效和失败的作战记录。尤其那个草包将军李广利从前104年独领大军出征大宛，到前90年被匈奴打的全军覆没后投降，还主导了14年的对外战争，恰好相当于卫青和霍去病的指挥时间之和。

因此，你不得不承认，卫青和霍去病的出现更像是一个偶然而非必然，因为无论如何，汉武帝都宁可更相信一个“自己人”来主导战争。如李广利作为一个宠妃的亲戚在没有什么军旅资历的情况下，直接就被指派做了讨伐大宛的远征军的最高统帅。而且在第一次出征失败后也没有受到责罚，反而是大大增加了兵力后再打一次，第二次虽然勉强达到了目的，但是损失十分惨重，但李广利照样获得了荣耀和爵位，真正演绎了一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戏码。当然，历史上从宗室亲戚等小圈子里选择前线最高军事指挥不是汉武帝的专利，后世里如隋文帝发起的灭陈之战，几路大军的统帅都是他的儿子。如杨广、杨俊等。到了唐代就更是如此，李渊太原起兵后，在外独挡一面的都是至亲，李世民不用说，那个不成器的李元吉也曾作为亲王坐镇其龙兴之地太原——直到被刘武周打得逃回长安。而我们熟知的军神李靖，在李唐的统一战争中也是在李渊的堂侄李孝恭的手下作战，虽然计策都出于他，但军权始终是在李孝恭手里的。

这种处置方式自然有其逻辑，那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外在秩序和理念，当权者的统治合法性并不牢靠时，血缘关系往往是多种纽带里最值得信赖的一种，刘邦大封同姓王是为了稳固统治，汉武帝坚持亲戚统兵，同样是在兼顾其统治的稳固，只不过就在对匈奴战争开始不久，他就遇上了两个不世出的将才，一个是平民皇后的弟弟，一个是这个弟弟的外甥，不得不说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后勤为王

马邑之谋时，汉军的物质基础已经不错了，但如何对匈奴作战却是个新问题，大家对这个对手也暂时处于较为懵懂的状态，幸好卫青很快就登场了，他迅速把握了关键，寻找到了对匈奴作战的最佳方法。我们先来看下后世的成功者是怎么做的，最典型的无疑是后来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几次北击柔然，起作战过程都是在北魏大军携带辎重到达大漠南缘后，立即以轻骑兵舍弃辎重快速穿越大漠寻找柔然主力寻求决战。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一句，对游牧民族进行打击，奇袭是很有效果的战法，因为游牧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分散，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场和水体的资源是很分散的，几十万牧民不可能挤在一起生活，平时他们都是分布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逐水草生活。比如我们看过电影《指环王》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情节：当面临半兽人主力进攻的刚铎城传递的烽火报警信号到达骠骑之乡洛汗国的时候，洛汗国王采取的战略计划是先率领其王庭的禁卫军出发前往一个集结地点，同时派出信使四出传令，召集草原上的战士们去往会合地点，因为时间紧急，只能在集合地等3天，3天后虽然只集结了六千骑兵也只能立即开拔。这其实是很符合现实的，因为传令的路上需要时间，一个牧民收到信息后需要准备铠甲兵刃马鞍马镫，该打磨的打磨，该缝补的缝补，还有粮食肉干、帐篷、被褥、换洗的衣服、水袋、火石等，之后这些牧民还要集中编队然后才能出发，几千几万人不是汇聚到一起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进行组织整编。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次当奇袭的忽然出现时，被奇袭者会“大恐”，哪怕此时来袭还有半天一天的路程才能到，但要归拢一支，这点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北魏击柔然始终以骑兵对骑兵横扫柔然是相对特例的，因为北魏作为原先的游牧民族鲜卑南下建立的政权，到拓跋焘时依然保持着其游牧的特色，其所掌握的资源也足以始终保持着强大的骑兵，而且由于不断参与中国境内的混战，其装备和作战能力都优于纯粹的游牧帝国柔然。因此太武帝时的北魏才可以始终保持着全方位的优势，只要能找的着、追的上就有信心击败对手。但之后北魏同样和也转入战略防御，设置了六镇作为军事支撑点来抵御游牧民的持续不断的侵袭，可见大规模远征固然是让人热血沸腾，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书归正传，卫青在开始参与指挥对匈奴战争时，手里也有类似拓跋焘的一手好牌，当时西汉战马充足，已经组建了相当强大的骑兵，同时和北魏铁骑一样，西汉的骑兵也拥有

比游牧民族更好的铠甲，更好的强弩，更多的集中军事训练。因此或许就骑马的技巧还不能与游牧民相比，但就整只骑兵军团的作战能力而言，却已经开始占据了对匈奴的优势。当然仅仅是战斗力增强了也还不够，另一个因素的强化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后勤保障能力。俗话说内行看后勤，一场战争能不能打下去，往往取决于后勤保障的情况，而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往往要牵扯到整个国家的财赋运转，而这是后人或者普通读者所无法察觉的。比如盛唐前期本来一直是采取锐意进取的姿态，对高丽多次用兵，直到彻底将其击败，并在高丽和百济设置统治，可就在此时唐朝却忽然采取了十分保守被动的姿态去应付东部的事务，甚至坐视新罗统一高丽和百济故地。原因就在于西部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吐蕃，唐帝国不得不将国力转向西方，而在其它方向采取守势。

因此汉初文景之治几十年所积累下来的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物资储备，使得支援保障远征作战成为可能，于是有了成规模的骑兵军团，又有了规模庞大的步兵守住后方并转运物资，同时又有了充足的物资，那么汉人不仅可以在匈奴人南下侵袭劫掠时迎头痛击，还可以放手的去奇袭游牧民族，这对平时散居，只在需要时集结起来四出袭击的牧民来说是无疑将是相当痛苦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