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金笔下的悲剧女性

内容摘要

巴金将自己的激情化作写作的根本动力，对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的心理特点与文化给予了持久的关注，从而创作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女性世界，尽情地批判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残害，熔铸以现代人的审美和智性眼光，构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女性世界，那里既有传统的温柔贤淑，也有现代女性觉醒后的躁动与不安，既有纯真的质朴，也有愚昧的悲哀，既有情感温暖，也有刀不血刃的迫害。本文探寻巴金对中国妇女文化的贡献，及其艺术质量和创作的价值。从巴金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探讨女性命运与社会、与自身心理的关系。

【关键词】：巴金小说 悲剧女性 形象塑造

试论巴金笔下的悲剧女性

旧式大家族的长期生活、五四时代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熏陶，在巴金的小说中呈现出明显的痕迹，使得他对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的心理特点与文化给予了持久的关注，巴金将自己的激情化作写作的根本动力，从而创作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女性世界；善良、质朴、热情而又苦难、曲折，充满内在、外在世界的压力。巴金在自己营造的女性世界中尽情地批判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残害，熔铸以现代人的审美和智性眼光，构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女性世界，那里既有传统的温柔贤淑，也有现代女性觉醒后的躁动与不安，既有纯真的质朴，也有愚昧的悲哀，既有情感温暖，也有刀不血刃的迫害。本文从巴金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探讨女性命运与社会、与自身心理的关系、探寻他为中国妇女文化的关怀和创作的价值。

一、巴金笔下悲剧女性的人物画廊

巴金小说里的女性世界是一个以牺牲、坚韧、美丽和温情为主体的地方，无论是鸣凤对觉慧的坚贞与信赖，还是瑞珏对梅的尊重与理解都给予读者以人情的温暖与心灵的美好形象。小说中女性们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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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坚信、对同病相怜女伴的呵护、对个性张扬与婚姻自由的追求等都赋予了这个女性世界以传统的根基和现代的精神，她们的存在是对美好人生的渴望，是对人生价值的不断思索。

（一）男权桎梏下的扭曲者

在巴金笔下，描绘刻化之形象，栩栩如生，她们成为男权附庸的人物，在茫茫社会中无所凭借，没有得到社会承认的机会，于是她们不得不通过与男权的联姻，从而获得自己身份确认的微薄话语权力。她们虽然并非有意向着遮蔽自己性别意识的方向努力，但是在令人窒息的封建社会中缺乏足够的独立空间，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外力的束缚，导致了自己灵魂的扭曲、心理的压抑和变态，并通过地位的转变来排遣心中的伤痛，成为新一代的迫压者之一：陈姨太（《激流》）出身贫贱，被迫做妾。不幸福的婚姻埋葬了下层女子本来的善良与勤劳，同时也埋葬了她的青春、扭曲了她的心灵。因为在门第森严的高家内一个家境贫寒而且为妾的女性是很难立足的，为此陈姨太被迫利用高老太爷的权势，借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家族内部的倾轧，又使作为弱小者的女性产生了无边的恐惧和焦虑，于是她在搬弄是非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在商业场失火后，陈姨太与四太太合谋诈骗觉新，一步步地走向人性的恶的绽放；沈氏较之陈姨太虽然出身要高贵，但是相貌丑陋、没能生子，地位逐渐地衰落。丈夫长期地寻花问柳，对自己不闻不问，沈氏逐渐地心理变态，在折磨他者的宣泄中获得心理的平衡，最后将自己的女儿逼上了绝路；汪母（《寒夜》）是一个曾经读过书的女性，十八岁就嫁到了汪家，在丈夫去世后含辛茹苦地将儿子带大。在家中失去男性后，汪母将全部的情感放到了儿子身上，将母爱与扭曲的异性爱综合在儿子身上。虽然自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但是她却自觉地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自居，对儿媳曾树生讽刺侮辱，病态地嫉妒儿子对儿媳的感情，逐渐地蜕变成为封建传统文化的象征。汪母的扭曲，说明了女性不仅面临着封建男权社会的迫害和压力，而且受着传统文化糟粕的毒害；宝珠（《爱的十字架》）、淑贞（《激流》）等都是性格懦弱而内向的女性，她们在自小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下，生命日益委顿，性格扭曲，活力消失。此外，四房王氏（《激流》）折磨倩儿致死，周氏、张氏、枚少奶青年沮孀，人性中的自然情欲被长期压抑，也暗藏着人性扭曲的可能和危险。

（二）是优良传统文化哺育下的美丽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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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虽然也处在封建社会的围笼里，但是因为对美好理想的崇敬以及个人善良、纯洁的心灵而依然能够在外界环境的束缚中保持着高洁的人生态度。这群青年女性没有“人到中年”之后的家庭、俗世毒害所导致的心理萎缩和变态，而是以自己纯洁、善良的心灵和行为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巴金女性世界最美好、最动人的风韵在这些女性们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她们在作为封建大家族成员的温良恭顺与潜意识中对情感的寻找中不断地平衡着，这种寻找一直延续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之中，至死也未曾动摇。当作为社会道德重压下的“三从四德”、“七出”等观念钳制了这些女性人物的寻觅丰满情感世界的冲动时，她们的生命呈现出顺从、忍让乃至妥协、屈服的状态。这一类女性是巴金小说中最动人的形象，她们是爱、温情和美好的象征，是传统精华的化身。程庆芬（《死去的太阳》）、张若兰（《雾》）、万昭华（《憩园》）、熊智君（《雨》）、瑞珏、梅、蕙、芸、翠环（《激流》）等，她们不仅温柔、美丽，而且宽厚、贤惠，几乎是传统淑女的现代翻版。在她们身上，你看不见丝毫的怨恨、阴谋，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净化后的纯洁。当对青春与女性价值的坚守压倒了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束缚，这些青年女性们往往出于生命和情感的本能与信仰而作出自己的选择。郑佩容（《春天里的秋天》）、鸣凤（《家》），她们虽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常态生活中并不显出过于鲜明的性格，但是当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受到威胁、个人坚守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她们却体现了坚强、刚烈和强韧的抗争力，甘愿为了自己的爱情发出最厉声的呼号，例如，鸣凤在决意追求爱情的时候，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抗争到底，“她爱生活，她爱一切……她要把身子投在晶莹清澈的湖水里，那里倒是一个很好的寄身的地方，她死了也得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家》）。这些为了理想而生存、奋斗的女性们，面对社会的压力时敢于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即便最后失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

（三）是执著追求的新时代女性

作为时代思潮洗礼下的一代新青年，这些女性永不停止对自由爱情和生活的追求。这一类人物在巴金的小说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她们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在外族冲击下精神蜕变的写真，是民族性格和文化借鉴、融合过程艰难性的集中体现。这些女性，或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或以个性独立与解放的精神抵抗着家庭、社会内外力的侵蚀，面对压力和命运的挫折毫不屈服：琴（《激流》）是高家的亲戚，在同高家兄弟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与梅、瑞珏、蕙等人不同的是，琴是小说中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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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了的新女性，她的思想犹如一颗闪烁的明珠照亮了“大宅门”内的黑暗。琴深爱着表哥觉民，为此她坚决支持觉民抗婚。她说“我无论如何决不做第二个梅姐”，勇敢地为着自己的幸福而奔忙，这在梅、瑞珏等人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她剪了自己的头发，渴望实行男女同校，并且要“第一个去报名”。到了后来，琴又支持淑英逃婚，支持淑华进学堂，并同觉民一起将个性解放同整个民众的解放联系到一起，思想境界已经大大提升；淑华（《激流》）的性格与懦弱的淑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觉慧、觉民和琴的影响下，她敢说敢想，敢于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进行抗争，甚至敢当面指摘陈姨太、四婶王氏等封建长辈，勇敢地跨进了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曾树生（《寒夜》）的形象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的经历说明了现代知识女性开始朝着独立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方面迈进。曾树生不愿意成为丈夫和家庭的附属品，而是大胆地追求个性解放、蔑视封建礼教，会打扮，善交际，而且经济地位已经超越了自己的丈夫。

巴金小说中女性们，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受传统宗法制的压迫，或五四时代思潮的影响，其实都是与特定时代本质和文化环境相适应而有意追求的人文景观。这种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女性世界是之前丁玲的完全章显个性解放、张爱玲的着力于女性身心受传统或现代物欲影响沉沦的女性世界是不一样的。当这些女性的思想与行为都逐渐地与“反封建制度这个主题相联系时，当它们与每房中的人在反封建与否这个问题的相对不同的群体性表现结合在一起时，就不再是自然的历史家庭结构，而是具了准二元对立结构的性质”①，巴金创作的一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两大主题和文化、心理之间，发现那些单一主题遮蔽下的微妙之处。换言之，巴金在情感上依然倾向于传统文学的固有的美好，这是作为这一文化中人所无法摆脱的宿命；而在理性上，巴金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作出了彻底的决裂的决心，正如他所说的要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进行猛烈的抨击；体现在巴金小说女性世界中的就是他对人物塑造的鲜明的分类，一类是作为传统男权文化熏染下的男性巴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如瑞珏等，一类是作为时代思潮影响下的理性关照下的女性，如琴、曾树生等，正如有不少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异质的心理和文化的交织，使巴金能够以对传统文化下女性心理的切身体会和现代智性眼光的视角切入她们的生活深处，挖掘出细腻而丰厚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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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剧形成的社会原因

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众多优秀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营造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空间，作家心领神会的以各种独特的艺术世界来传达自己的文学见解和思想情感。仅就现当代文学的近百年历史而言，勾勒一个个内蕴丰厚、质地鲜明而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一直是作家们持续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轻易地领悟到不同作家笔下女性世界的微妙差异和精神内涵：丁玲的小说中的女性世界是深受“五四”时代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觉醒与寻找的迷惘，张爱玲的女性世界充满了“惘惘的荒凉”与看透尘世的孤寂，张洁的女性世界里凸现了女性生命世界中爱的沉重与煎熬，陈染、林白的自我封闭的女性世界充盈着自我陶醉的幻想与绝望，卫慧、绵绵笔下的都市女性世界则在欲望的高潮与快感的尖叫中将生命的本能抒发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更多的饱含了她们各自的生命汁液的话，那么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则在不同的自我意识的图腾下描绘了迥异的对女性的文化想象：孙犁的荷花淀中显现的女性身影是乐观、淳朴而坚毅的，苏童的枫杨树系列中的女性在那个永远阴沉的世界中不断地挣扎、沉沦，最后越陷越深，余华暴力梦魇中的女性世界所展现的是女性的歇斯底里、仇恨和忍耐，等等。而与上述男作家对女性世界的领悟与表达不同的是，巴金时代女性世界则是在生命痛楚中不断试图挣脱精神枷锁的、新旧时代纠葛不清的人生和社会。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贤淑善良，富于牺牲精神，却又有负载着因袭的重担，处处受到封建主义的压制，并导致一些人性深处的畸变；欧风美雨思想冲洗下的现代女性，在力图摆脱传统负面因子的过程中张扬着自我个性、企及新式生活的更替，却又在与传统的对立中走向极端：当时女性们或沉浸于漫长悠然的传统、或接受了激进思潮的洗礼，或者深受着保守与激进双重文化的制约；然而，也正是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合力与互动，才构成了她们看待世界、规划人生所特有视角和选择，同时这也成为了巴金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成为其女性世界的文化特征、心理特质。

三、悲剧命运的个体因素

“我为什么要爱你们女人呢？不错，你们是母亲，你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可怕的痛苦世界中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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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们把我们关在慈爱的家庭监狱里。为了你们底爱，你们竟把你们的偏见、你们的无知一起传给了我们，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们又把我们抛到残酷无情的社会中，让我们这些娇养惯了的孩子被人摧残、受人践踏……”，巴金在《灭亡》中借主人公杜大心的话说出了自己对待女性的态度：既视她们为伟大的母亲，圣洁的化身，又忧虑她们在传统的爱的观念无法承担抚育下一代的重担——这种对女性母爱情怀的确信与对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警惕，导致了巴金小说中的男性青年既渴望女性之爱的抚摸，以抚平心灵的创伤，同时又基本上从男性的传统意识出发进行叙事，小说之中的几类女性人物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男权意识俯瞰下的精神代码：瑞珏、鸣凤、熊智君、梅等善良的女性，她们温柔、恭顺，但是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泯灭是显而易见的，她们对丈夫或恋人的过分体贴乃至懦弱其实质所反应的是作家本人男权意识规约下的符合其自身审美情趣与要求的传统观念；琴、许倩如等女性虽然勇敢地争取着自己的存在价值和主体意义，但是她们在无意识深处也仍然受到着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她们诉苦而不是控诉，依然恪守着哀而不怨、怒而不恨的传统行为规范；李静淑、张文珠、李佩珠等革命女性，她们的个体生命显然是空洞而渺茫的，她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裂变与女性意识严重地缺失了。她们固然意味着美好、庄严、神圣，但是却丧失了女人作为自己所应有的鲜明的性格和独特的内涵，她们“在抑闭自我中升华出一种高尚的、神圣的自我图腾，相对于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异化—物化，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人格异化—神本化，这无疑堵死了女性作为性别个体的‘自我’成长道路”②。

为了寻找精神的出路，巴金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泛爱主义、民粹主义、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使他能够以异域的文化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正是基于这一巧妙的视角的差异，巴金得以凸现了礼仪传统遮蔽下的种种文化与人生的矛盾。在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中，男性基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优越性逐渐地演变为精神、文化和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性，经过封建宗法制度的精密发展，又派生出政权、神权、夫权等体现男性权力的观念意识，并借助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扩展至全国范围。经过长久的社会变迁，这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体现在中国男性的身上，并在某种程度上使男性成为了一切社会罪恶与悲剧的根本所在。受五四时代思想解放潮流和芜杂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巴金对中国的男权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审视。他不仅在小说中直接写出了这种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毒害，而且通过女性命运的覆灭与浮沉展现了它对无所不在的辐射力。正是从这一思考出发，巴金将女性悲剧的形成作为了自己批判传统社会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女性人物的命运和悲剧来展现封建专制下的腐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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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戕害。为此，他采取了这么一种叙事策略，即既正面写作为封建文化代表的中老年男性的腐朽、堕落和青年一代在这种文化下的彷徨、反抗，又重点写了不同地位的女性在对这种男权文化的认同、屈服和抗争下的不同际遇。巴金在塑造自己的女性世界时，为了凸现这一群受到男性强权文化压制的女性人物，巴金将女性人物放置在一个被封建家庭、罪恶社会迫害的特定时空内，无论是温顺、懦弱的瑞珏、梅、蕙抑或勇于抗争、挣脱枷锁的琴、淑英、曾树生，她们都被作者纳入到了对专制父权、腐朽社会以及封建罪恶的控诉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巴金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已经不单单是作为个体而存在，更是作为与封建男权专制制度对峙的符码出现；巴金通过展现这些美好女性的不幸与苦难乃至死亡，向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礼仪制度发出了痛楚的呐喊和控诉。好人的遭难，生命的消遁，所有控诉的力量都直接指封建制度及其它的附属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巴金有意地忽略了女性作为个体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寒夜》中的曾树生是个例外），因为巴金十分清楚，没有对罪恶制度的抗争是不可能有女性的身心的彻底解放的，也只有在女性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她们的个性与价值才能真正地展现出来。如果超越了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就有可能导致对巴金女性世界及其人物的误读。

巴金在小说中通过一系列的女性人物的抗争及其内心不可避免的矛盾心态的描摹中,饱含情感地表达了对女性生命逻辑、追求自身幸福的现代精神的赞赏,从而实现了自己对专制父权、男权意识的摆脱，实现了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尊重。巴金又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把各种类型的女性作为时代精神的载体与传输的符码、封建主义的受害人的角色，在批判女性从夫的封建妇德、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女性自身价值的虚无的过程中,抽象化地处理了内蕴无限丰富的女性自我精神奔突、觉醒和抗争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在策略性地写作选择中折射出了历史进程中中国现代社会思想进化、人性解放过程的艰难。同时，巴金通过塑造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以及她们所蕴含着的女性独特的生命感受，又超越了具体时代,而在文化和政治批判的意识下着重探索了人性的卑微和高尚、自由和压抑的深层主题。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常规意义上的时空界限，从而使小说具备了永恒的意义指向，巴金“试图通过小说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性把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寓言结构，从而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超越，艺术地创造出永恒的时间结构”③。他的小说中的女性世界通过对艺术世界里的时间、空间结构的全新把握，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经验和审美趣味的范畴，将文本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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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结构、语言诗化，从而超越了客观现实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文本可以指向无限延伸的艺术世界。在巴金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发现有关于确切时间的记叙，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隐约领会到这个故事发生在某个阶段、某个时期，甚至连可以提供信息的线索都难于找寻，整个故事彻底地脱离现实的限制，直接指向无限扩张的存在领域。无论是瑞珏、梅、鸣凤还是琴、曾树生、汪母、陈姨太的形象，她们所处的年代虽然早已逝去，但是小说却蕴含了无数时代、民族乃至人类不同阶段的共同命运。这在之后张爱玲、赵树理、孙犁、张洁、张欣、陈染等人的小说中都有继承和发展。通过日常化的叙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的生命似乎凝固住，一切的进程都停滞在当前的时刻，她们的身份、性情、心理都具有凝炼的意义。这种对故事现实背景的有意忽略，使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包容性，具有逼视永恒人性的价值，引发人们对生命、青春的无限思索。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些深受时代进步思潮影响的作家们纷纷以小说为武器，塑造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女性世界，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其中巴金以对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二者之间差异的敏锐感悟，凭借着对文学的虔诚、艺术上不断尝试的创新精神以及对民族文化内蕴的深入挖掘，揭示出女性命运与时代文化之间必然而又隐秘的关联。尤其是他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细腻而充盈的女性世界，并凭借其深入时代的思想触角，展现了女性承载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构成了充满思想冲突与张力的特性。巴金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世界既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同时也因其巨大的社会容量而成为解读现代女性历史与生活的范本。巴金曾说：“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写作生活的回顾》），从他的创作动机来看，巴金是着意于对一切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与文化进行批判，有意为其所处的时代撰写一部现代社会文化史、女性命运抗争史。从巴金小说中所创造的女性世界来看，他对“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的透彻纸背的描写无疑已经达到了目标；而就艺术质量和思想性而言，巴金小说女性世界中的人物群像也足以屹立于现当代小说人物长廊。

【注释】

①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情象征[J]，文学评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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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宇.主体性建构：对近20年女性主义叙事的一种理解[J].文艺研究，2002.

③张学昕.当代小说创作的寓言诗性特征[J].文艺研究，2002.

【参考文献】

①巴金：《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第四病室》.

②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③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0页.

⑤巴金：《探索集·探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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