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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社会学

来源：六九路网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　　社会

2007・5Society发展脉络

第27卷

郭景萍

摘　要: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形成时期虽然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情感的研究颇有步步为营之势,非理性主义思潮也偶露峥嵘。在情感社会学发展时期,社会危机论、情欲革命论、批判理论、冲突论成为情感研究的主流导向和强势声音;成熟阶段的情感社会学研究朝着学科化和现实化两个方向发展。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五大特征(或五大态势)。关键词: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　发展脉络　五大态势

　　考察情感社会学的纵向发展历史,从大的轮廓看,我们可以把其演进过程分成三个大的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形成阶段、第二次大战以后至70年代的发展阶段和70年代以来的成熟阶段,这种划分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情感社会学的脉搏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而跃动,且建立在社会学发展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情感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它的发展也充实和深化了社会学的内容。

一、情感社会学的形成时期(19世纪中叶-20世纪30年代)

情感在社会学中的命运,与社会学的形成背景和主流导向有关。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正值现代社会蓬勃兴起之时,这个时期具有几个重要特点:其一,启蒙运动方兴未艾,现代社会在理性力量的推动下高歌猛进。其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现代社会的进步被等同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被视为理性的神话。其三,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有两大思潮占统治地位。一是哲学理论的惟智主义;

郭景萍　广东商学院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

3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情感的社会学理论探视与现实研究”(批准号05BSH027)的成果之一,对此资助深表感谢。本研究还感谢《社会》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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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自然科学演变而来的实证主义。前者强调价值理性,后者强调工具理性,这两者的对立是微妙的。虽然实证主义对抽象的哲学思辨持一种怀疑否定态度,惟智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机械操作也不屑一顾,但在高扬人类理性方面,二者可谓是殊途同归。因此,社会学从其诞生起,就被深深笼罩在理性主义的氛围当中。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1981]2004:6)明言“: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作好充分准备的是社会学”“,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增长过程的”。

因此,在社会学形成时期,作为分支的情感社会学在这段时期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生长土壤。尽管如此,情感问题还是社会学家的视野。被J.特纳称为最早发展情感观念的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在为《社会生活中的情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社会情感学是一门新型的、在广阔的社会学规范中不断成长的一个领域。各学科间的部分新生领域都对情感问题产生了兴趣。19世纪社会学的发现者都接触到关于情感的课题,并有一部分人做出了贡献。正如柯林斯所指出的,M.韦伯阐明了一种充满焦虑或渴望的“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了卡里斯玛有魅力的感召力,并提出什么被视为“合理性”的问题;涂尔干探索了社会框架中团结一致的情感;马克思在他对社会阶级冲突的分析中,发掘出人们感情的疏离,并暗示其中有许多怨恨和愤怒;M.舍勒研究移情作用和同情心;齐美尔则进军丰富多样化的情绪领域;弗洛伊德号召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情感之中(Bendelow&Williams,2000:1)。

在由弗兰克斯(Franks,1989)主编的《情感社会学:起源及研究成果论文集》中,柯拉克(Clark,1989)指出,虽然情感社会学在最近的十年中才被看作是规范体系的一个分支领域,但整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们研究了这种或那种情感,或者收集了与这个新兴领域有关的材料。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齐美尔(Simmel,1908)对感激的论述;沃尔勒(Waller,1930)和Z.鲁宾(Rubin,1970)对爱的研究;戴威斯(KingsleyDavis,1936)对嫉妒的探讨;M.舍勒(Scheler,1954)对同情的研究;斯克特和D.森格(Schacter&Singer,1962)对各种心理状态的多种多样的定义;戈夫曼(Goffman,1956)、格洛斯和斯托恩(Gross&Stone,1964)对情感障碍的研究(Franks,1989:138)等。柯拉克在上述名单中提到了情感社会学形成时期的一些社会学家。这里,我们拟按时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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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形成时期的情感社会学思想作一个大致地阐述。

A.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就我们看来,他也可堪称社会学中论述情感的第一个发言人。A.孔德在解决“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个社会学中心问题的过程中,就特别突出了情感的作用。出乎我们想象的是,A.孔德并没有把实证主义与情感对立起来,而是用情感来论证他的实证主义原则,并把情感当作实现实证主义理想的决定力量。A.孔德认为,一切科学都是需要人来掌握的,因此必然受到人的理智、情感和行动的支配。这样,科学实证主义就转化成一种人性实证主义,相应地,实证主义由原则变为一种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在人性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情感构成人性的重要部分,是人的行为的直接动力。晚年的A.孔德热衷于建立一种情感性的人道宗教作为治理社会的良方。涂尔干秉承了A.孔德的思想,但修正了他对情感的抽象人性观念。与A.孔德用情感作为人性来论证实证主义的原则不同,涂尔干把情感看作一种社会事实,把情感置于社会分工发展过程中来考察。社会分工使得人们相互依赖感加强,并形成相互协作的道德情感,如诚信、守诺等。他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分工有社会整合的功能,而诉诸一种集体感情则是这种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点所在。以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感情为法律的基础,强调现代分工社会中情感纽带的道德作用,力创“社会团结感”,是涂尔干集体感情主义追寻的理论和实践视点。涂尔干的最大功绩是构建了社会秩序的集体情感基础。

涂尔干在与斯宾塞思想的碰撞中强化了社会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观点。斯宾塞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要保持动态平衡,取决于合理的社会竞争。为了防止竞争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人们便制定社会契约加以限制。因此,社会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涂尔干认为斯宾塞把社会秩序单纯建立在理性上是简单片面的,忽视了人们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共同情感,人们必须先具有一定的团结性,才会互相信任,从而订立契约。与斯宾塞强调个人竞争相反,涂尔干更强调整体团结。竞争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团结则建立在集体情感的基础上。

与涂尔干重视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集体情感不同,滕尼斯更看重的是在初级群体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受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滕尼斯对传统的情感社会持肯定评价。传统的“共同体”是由“感情”所维系的集体,因而形成的是有机的实体;而“社会”不过是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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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智”的形式上的集合,因而是机械的虚体。与之相反,涂尔干坚持认为,现代社会才是“有机”的,基于社会的异质性和功能分化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功能整合,比起相似性基础上的机械聚合,更有弹性,更有凝聚力。涂尔干由此区分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在社会与个人的交互关系中研究情感,是情感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特色。A.孔德明确提出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的概念并阐述了两者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涂尔干则对个人情感如何整合为社会情感作了社会唯实论的研究。与涂尔干把情感视为社会事实不同,C.库利视野中的情感是人性的一种精神特质,但他与涂尔干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两人都把情感看作是社会的,这点源于两人都把个人看作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正如个人受社会决定一样,个人的情感也是社会的。对于C.库利而言,情感社会性的实质内容就是人际交流过程,社会自我(即镜中我)支配着情感的反应和特点。C.库利奠定了符号互动理论研究情感的基本框架,开辟了符号互动论研究情感的先河。E.A.罗斯的《社会控制论》研究的是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指出,社会控制不是社会单向度进行的,而是一个交织着个人对社会的作用过程。在这样一个理论视阈中,E.A.罗斯既探讨了社会是怎样通过控制个人情感而达到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也阐述了个人情感对社会秩序的安定作用。

情感隐藏于内,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特质。如果从情感的外在表现看,则是一种社会行动。尽管在M.韦伯著名的行动理想类型四分法中,情感行动占有一席之地,但在M.韦伯那里,情感行动是边缘化的。在情感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帕雷托是第一位对情感社会行动作出强烈反应的人。他一反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性主流倾向,认为情感等非逻辑行为才是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帕森斯([1937]2003:231,234,511)多次讲,可以明显地看出情感在帕雷托的社会行动观念中是极其重要的。在帕雷托看来,派生物和剩余物与逻辑行为和情感行为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派生物与剩余物比较起来,具有虚伪性;情感比理性更接近社会实在,是解释社会行为乃至社会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社会学家们对情感的研究是与他们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情感看作是受经济结构决定的主观现象,不过他是把情感世界理想化的,认为理想的社会不仅仅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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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应该是一个情感得到解放以及回归到美好人性的社会。弗洛姆([1955]1994:212-213)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从而对损伤了人的完全性进行了批判,但他低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情感正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另外,他基于人性善的假设,还低估了人身上的负面情感的作用,也就忽略了道德等文化因素对人的情感的改造作用。实证主义取向使得涂尔干把情感看作社会功能性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对社会结构起作用的客观力量。在别人看来是社会对情感的压抑,而在涂尔干看来,不如说是情感对社会的服从,或者说情感是应该服从社会的,这不但不会贬低情感的品质,相反,正因为情感是社会的和集体的,因而是有力的、活跃的,集体情感本身就成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M.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结构是合理化的科层体制,但“他认为现代理性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非理性的宗教

和伦理信仰”(亚历山大,[1987]2000:13),因此,M.韦伯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最有力的动力。宗教和伦理信仰

是一种人类情感的神圣升华和美好象征,这种力量似乎和涂尔干强调的集体情感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处,对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M.韦伯在现代社会中发现世俗的情感受到科层体制、官僚机构压迫,后者成为支配个体情感的外在结构。历史现实表明,合理化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的这一哲学名言在M.韦伯那里得到了社会学阐释和论证。和马克思一样,M.韦伯也探讨了社会“无人情味”的机制,但他对情感自由和解放持悲观主义态度。社会是合理化发展的,那么,人的情感就不可能获得自由。M.韦伯在理性发展和情感自由之间设置了一道紧张的两难困境。

与M.韦伯同样对现代社会人的情感状态深感担忧的社会学家还有齐美尔和M.舍勒。社会文化是齐美尔研究情感的基本视角,他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揭示了现代人情感的困境。情感来源于文化世界,但在文化世界中情感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情感来源于完整的个人,但在个人的生命中它却失去了美好的感觉。齐美尔形成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感文化”。与齐美尔从文化这个中性角度研究情感不同,从道德价值角度展开对情感的研究,是M.舍勒的独特视角,他指出,由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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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本情感体验构成的精神气质是充满伦理价值意义的系统,爱和恨是其中两种居主导地位的激情建构形式。M.舍勒确立了一种“爱感优先论”的伦理学爱之本体论,认为理想道德的建构就是爱的秩序的建构。然而,随着基督教爱的伦理观的衰微,现代人情感之爱欲向怨恨转化。怨恨成了资本主义类型人的精神实质,它导致了伦理价值的颠覆。怨恨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得到升华,它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道德价值观的颠倒,意味着现代文明精神的“没落”。要摆脱这种没落,必须恢复和重建基督教爱的伦理价值观。

如果说,上述社会学家关于情感的研究是在主流学术化框架中运行的,那么,19世纪末在社会学情感研究中还活跃着另一类非主流的思潮,那就是以G.勒庞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G.勒庞认为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空洞的政治口号,它们放大了群体心理的消极方面。R.默顿在1960年写的“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这篇长文中,认为G.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是抓住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且重要的问题。A.孔德、涂尔干重视的是人性的正面情感,但G.勒庞似乎更注重人情的负面方面;齐美尔、M.舍勒对现代人负面情感的揭示是忧心忡忡的、小心翼翼的,但G.勒庞对此似乎显得玩世不恭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他以乖戾的笔触,描述了在现代的“民主”条件下群体感情的强化及蜕变的特征“,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

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默顿,参见勒庞《乌合之众》中译本,2005:

3)。R.默顿认为G.勒庞对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特点的描述,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阐发了与G.勒庞相近的思想,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癔

病的研究》“,这是个可圈可点的巧合”

(R.默顿)。也就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社会心理学家西盖勒、法国思想家塔尔德,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帕雷托虽然隐居瑞士,却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非理性主义潮流的一支,帕雷托非理性主义的气质与G.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甚为合流。

如前所述,社会学形成时期虽然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情感的研究颇有步步为营之势,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也偶露峥嵘。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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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整个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兴起时期。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社会学对非理性及情感研究的气氛也逐渐浓厚,给情感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二、情感社会学的发展时期(20世纪40-70年代)

情感社会学发展的现实基础源自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情感问题,这一时期情感社会学的主调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给人及其情感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反思和批判。尽管这在早期社会学家那里已有不凡的表现(马克思、M.韦伯、齐美尔、M.舍勒等),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形成气候和学派。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使得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福利(这恰恰是利用唯理智主义思维和实证主义方法取得的),但同时又使人类失去了对人类精神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亲情和友情。现代社会发展,并没有建立起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相反却越来越暴露出这一社会许多弊端,致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怨恨情绪迅速生产和蔓延。科层体制的实行,社会组织的严密管理,感情个体内在的人性被标准化、平均化所抹杀了。处于烦恼和郁闷之中的许多西方人,往往采取种种反常或过激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失望。1960年代中期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嬉皮士”运动(在英国称为“愤怒的青年”,在美国称

为“跨掉的一代”

),就是这种情态的缩影。当然这种玩世不恭的青年反叛运动只是戏剧性、时尚性的。而知识性大学生发起的是较为正式的

情欲解放运动,1968年席卷整个法国也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五月风暴”运动,就是一场“性欲革命”、“心理革命”,弗洛伊德、W.赖希、马尔库塞和让一保罗・萨特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成为这场运动的精神指南。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对西方严重社会问题的回应,西方社会在1960年代以来兴起了各种规模更为宏大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反贫困运动、和平运动、民主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社区运动,等等。之所以被称为新社会运动,在于老运动的目标是追求从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即吉登斯所谓的解放政治意义上的;而新社会运动诉求的是生活政治目标。在生活政治时代,现代性走向成熟,但同时也是其问题凸现的过程。针对现代性的理性禁锢“,回归生活世界”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和人类内心的真正渴望,人们更关注如何促进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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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现,更在意个体的具体感受与生活质量。新运动就是要反对现代理性、科学技术对人的压迫,强调对正常的高品质的情感人性社会的重建,其目标是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弱势歧视,保护环境、保护社区与和平。情感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和问题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N.丹森([1984]1988:10)说“:对情感经验消极形式的重视,看起来是符合当时历史时代的”,因为20世纪前后人面临着自我及理性的危机,这是一个被称之为“本体论危机”的时代(同上)。作为反应和应答,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重视研究情感现象和情感问题的社会学家。

情感社会学发展时期的研究首先当数处于交接时代的社会学家曼海姆。尽管他成名于1920年代,但他涉及情感研究主题的著作《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是在1940年代出版的,这是对一个重建时代所面临的情感危机的研究。曼海姆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危机根源于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失调,主要表现在,人类控制非理性能力发展的不均衡与分配的不平等;工业社会的功能理性导致实质理性的丧失;大众政治的非理性对现代民主的威胁;个人和社会处在一种“有组织的不安全”状态;等等,这种失调导致本来在大众社会起整合作用的情感成为瓦解社会的风险因素。与M.韦伯一样,曼海姆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理性主义,即他试图通过宏扬教育、实施民主和制定计划,来重建一种理性与情感协调的社会,以解决社会的危机。

埃利亚斯的体现情感研究独特价值的名著《论文明的进程》于1939出版,但他的这本书直到1960年代才产生巨大影响。1960年代之后对情感表现的重视,对因果性逻辑的抵触和对自我的张扬促成了“情感转向”,这或许可说是埃利亚斯的影响日益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杨善华,1999:359)。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的文明始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西方社会文明的成熟过程,正是情感文明化的过程。由于师承关系,在埃利亚斯关于情感的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描述中,似乎看到了曼海姆关于理性对非理性控制的影子,但也有向背观点。在曼海姆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社会心理、情感生活的同样进步,两者处于严重的不平衡;而埃利亚斯认为,人们对自然和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对情感控制不断加强的过程,即情感文明化的过程。与曼海姆等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关心现代性的情感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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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埃利亚斯沉浸在对社会情感发展历史的实证考察中。如果说,埃利亚斯认为情感发展是文明化的过程,那么,弗洛伊德看到的却是文明发展对情感的压抑。两者的共同点是认为个人情感呈现出与社会结构密切对应的关系。不过,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被认为带有进化论“对应压缩”的危险而受到吉登斯的批评。

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情感论被称作“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修正。注重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情感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地方。这一特色从早期的代表W.赖希开始,发展到后来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W.赖希看来,性是人的最深层次的本质,通过“性革命”能给人的情感带来“自由和幸福”,为达到“性革命”的目标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就病治病”,而首先要消除导致精神病的社会根源。弗洛姆从情感是社会的情感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性格、专制性格进行了深入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人情感是如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充斥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格的不仅是孤独和无能,而且还有另一特征———仇恨与愤怒。为此,弗洛姆提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的“爱”起到决定作用。如果说,W.赖希关注的是“性欲社会学”,弗洛姆强调的是“爱情社会学”,马尔库塞就力创一种“爱欲社会学”。马尔库塞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实证主义社会,它抹杀了感性的人的本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发展。他强调,解放爱欲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它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必须通过所谓“本能革命”来建立一个充满爱欲的理想社会。以W.赖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理性的控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因此也称为社会批判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劫难和心灵创伤。社会学家们对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法西斯主义及其产生根源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马尔库塞抨击了那种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黑格尔哲学的错误看法,指出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在弗洛姆看来,法西斯主义是人们面对孤独与恐慌,放弃个人自由,寻求权力庇护的产物,因而是一场施虐狂与受虐狂“愿打愿挨”的双簧戏。弗洛姆([1942]1987:21)讲,当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时,极大多数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没有准备。他们难以置信,人类竟如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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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罪恶,如此贪求权力,如此漠视弱者的权利,如此渴望屈从。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了火山喷发前的低语声,例如F.尼采和马克思,而弗洛伊德把人们带到了火山顶,让我们看到了沸腾的喷火口。弗洛姆这里所讲的“火山”指的就是非理性力量和无意识的力量。他认为弗洛伊德较前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和分析决定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的和无意识的力量。法西斯主义就是人性中罪恶的非理性力量的爆发。

情感的力量并非总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发动战争的邪恶力量,而毋宁说,它一般地表现为对不合理现存社会的反抗力量,这一点在冲突论中得到重视。如果说社会批判学派继承了早期社会学家(马克思、M.韦伯、齐美尔、M.舍勒等)对理性压制情感的批判传统,那么冲突论则把早期社会学家(A.孔德、涂尔干、C.库利、E.A.罗斯等)关于情感整合功能论的取向转换成了情感冲突论的取向。冲突论反对功能学派只看到情感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而忽视情感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注重研究情感的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达伦多夫和L.科塞。在社会学冲突论的视阈内,情感要么是冲突的起因,要么是冲突的结果,或者毋宁说情感贯穿于冲突的始终。达伦多夫认为,真实的社会是“强制性组合”,即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强求他人的顺从,由此带来利益的分化。冲突的原因产生于权力或利益的抵触之中。但冲突的过程与情感的介入相关,冲突愈激烈,情感卷入程度愈高。如果说,达伦多夫把情感的卷入看作是冲突激烈的结果的话,那么,L.科塞的冲突论强调情感的卷入是冲突实现的主要根源。他认为,利益冲突只是在合法性被撤销才是可能的。“合法性撤销”是从两个不同意义上说的:从冲突的发起者来说,他们争取利益的合法渠道被堵塞而引起不满;从冲突指向的对象(通常是统治者)来说“,合法性撤销”意味着统治者所建立的社会控制机制失效或不被广大民众所认同(哈贝马斯所讲的合法性危机)。但合法性撤销只是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卷入冲突的人的情感被唤起时,冲突才能真正由可能变为现实行动;而缺乏情感卷入的革命行动是难以发动和持久的(特纳,[1998]2001,上册:172-179)。L.科塞把冲突分为物质性冲突与非物质性冲突。物质性冲突涉及到实际利益,斗争目标有限而且易于实现,这样的冲突易于妥协解决,因而情感卷入的程度相对就低;非物质性冲突指的是由对立阶层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对立所引起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对抗激烈,而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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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解决问题目标的实现程度低,因而情感唤起与卷入程度很高。冲突论对情感的研究别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总体来看,早期社会学家主要探讨了情感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和作用,即使M.韦伯、齐美尔、M.舍勒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情感状况的担忧,但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解决情感问题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协调发展。处在情感社会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社会学家们则是以批判社会为主的,试图通过情感问题发现社会存在的深层矛盾和危机,从而找到改造社会、消除社会弊端的良方。社会危机论、情欲革命论、批判理论和冲突论成为这一时期情感研究的主流导向和强势声音。三、情感社会学的成熟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从学科角度看,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西欧和北美。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情感社会学分会在1986年成立。关于“情感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我们不得不要提到两位重要的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和N.丹森。1983年,霍赫希尔德的《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出版,引起了学界以及社会的高度注意。《纽约时报》“书评专栏”将其评为1983年“年度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霍赫希尔德也因此被授予终身成就奖———“查尔斯・库利奖”。霍赫希尔德在此书中对二战以来西方市场的商业机制如何操控情感及情感劳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现代社会劳动者异化的新面孔———情感异化;凸现出社会学的黄金定律———即使是最具个人化色彩的情感,也同样受制于社会因素的操控(淡卫军,2005:185)。此外,曾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情感社会学分会主席

的N.丹森的《情感论》(1984)也可视为这一时期情感社会学的代表作。N.丹森在总结情感的古典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现象学和解

释学的观点和方法,结合调查的现实生活实例,对情感的本质、结构以

及特点进行了全面分析。N.丹森指出,情感规定着人的存在,构成了社会与道德交往的基础,从而回答着“社会为什么是可能”的问题。《情感论》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对情感社会学作了深入的探讨,是一本较为全面阐述情感社会学经典著作。

这一时期为情感社会学理论增光添彩的是社会互动论的情感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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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J.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互动论的下列情感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①霍赫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②情感的符号互动理论(J.肖特的角色领会和社会控制理论、D.海斯的感情控制理论、斯特赖克的情感定位理论);③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科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T.D.肯珀的地位-权力模式、里奇韦和J.博格的感情预期状态理论);④情感网络理论(马可夫斯基和A.J.劳勒的群体团结理论、A.J.劳勒的情感和投入理论);⑤情感互动进化理论(哈蒙德的影响最大化理论、J.H.特纳的进化理论);⑥心理互动分析的情感理论(T.舍夫的情感心理分析理论、特纳的心理分析理论)(特纳,[1998]2001,下册:97-123)。正是基于上述研究,J.H.特纳得出结论说:尽管一些经典社会学家如G.H.米德、C.库利、涂

尔干等人对情感理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引导,但“直到20世纪的中叶,成熟的情感社会学理论才开始抛头露面”,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理论才显得“卓尔不群”。成熟时期显得卓尔不群的也许还要提到延伸和拓展到劳动领域的企业情感社会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工业浪漫主义的悄然兴起,社会组织中的情感管理已蔚然成风。从企业外部看,企业情感文化主要表现在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回报社会,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身的利润和经济效益。这点在社会学中也有回应。R.默顿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职业价值确定下来。他指出,专门职业必须具备三重性价值:除了求知价值和实用价值之外,第三重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是援助的价值,这是将知识与技能结合起来,以服务他人为取向的职业价值。对这种援助价值的支持和确认就是利他主义规范的确立,R.默顿([1982]2001:126)称之为“制度化的利他主义”。企业情感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关于情感劳动的研究。最早提出职业情感概念的是E.A.罗斯(1901),他指出每一种职业都有相宜的情感。而情感劳动的概念首先由霍赫希尔德(1979,1983)提出,她认为情感劳动是指工作人员不仅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还需要有情感的投入,并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呈现和控制自身的情感。社会学家们着重探讨了情感劳动的表现形式、员工们在不同职业中的情感角色扮演以及情感劳动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参见潘习龙,2004:168)。

对性别和家庭的情感研究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情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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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性别研究的女性主义的主要话语。与早期阶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褒扬理性主义,强调男女的相似性不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激进女性主义断言男女差异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承认男女差异的好处在于男女平等恰恰是建立在两性差异基础上的,指出男女无差别主张的最大陷阱恰恰是抹杀了女性的价值。女性之所以不同于男性从而也是优越于男性的地方,恰恰在于女性的情感特征,她们具有关爱、同情心、保护者之类的优良道德情怀,这是协调社会、保护自然、避免战争的良性人性条件。这种特征是值得赞美的,也是值得男人效仿的。霍赫希尔德则从实践性的、批判性的女性主义角度,揭示了女性作为情感社会角色的缺陷。A.孔德把妇女视为承担社会三大动力(智力力量、情感力量与物质力量)中情感力量的阶级代表,涂尔干、帕森斯也认为女性承担着社会分工中的情感表达性角色,他们都是立足于功能主义的立场。而在霍赫希尔德看来,女性在社会中承担情感角色及情感劳动是被迫的,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资源的匮乏。若不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情感表达上的不对称将会不变地存在下去,冲突的发生也将必不可免。关于家庭情感的研究比较多,如帕森斯(1955)、梅尔维尔(1988)研究了家庭直接成员之间的情感支持功能;布卢姆斯坦、施瓦茨(1983)和贝纳德(1982)则认为,尽管家庭是满足情感、维持婚姻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无职业的妻子,就不大可能因为家庭无法满足她的感情而设法去结束婚姻(波谱诺,[1995]1999:390-391)。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有弗洛姆与吉登斯。弗洛姆在他的泛爱主义主题下,对母爱、父爱、情爱以及兄弟之爱作了理想化的概述,他的《爱的艺术》俨然像一本家庭情感的教科书;吉登斯则把家庭纳入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下,对家庭亲密关系的形成和变革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注重对具体情感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情感社会学成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些对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情感现象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如社会信任问题,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1970年代N.卢曼对社会信任就有了特殊的关注,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他在1973年出版了《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一书;就在同一年,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合法性危机》中,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公众对政府忠诚信任的丧失这种合法性危机;B.巴伯在1983年出版了《信任的逻辑与界限》,对信任在现・38・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代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方式及其类型进行了梳理和划分;1989年,科尔曼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的著作中用两章篇幅讨论了信任问题,他

把信任纳入了理性交换的框架内;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

(1990)一书中对信任与现代性的关系作了大量论述;弗朗西斯・福山研究了20世纪大分裂所引起的社会信任危机问题,1999年出版了《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信任》等力作,提出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同一年,波兰著名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出版了《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一书,该书对作为社会情感行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的信任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的实证研究。从对具体的社会情感现象的系统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到,弗洛姆对爱的社会情感的研究《(爱的艺术》1956),H.舍克对社会嫉妒的研究《(嫉妒与社会》1966),约翰・罗尔斯对社会正义感的研究《

(正义感》1963《正义论》;1971),马文・奥拉斯基对社会同情心的研究《

(美国同情心的悲剧》1992),多兹尔对社会仇恨的研究《(仇恨的本质》2002)。此外,羞耻感、焦虑感等也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情感社会学家

肖特指出,羞耻感作为一种特别强有力的情感直接侵袭着人们最基本的定位感———使人感觉他人把自己看作是缺乏道德的,这可能会激发个体投入利他性行为,这样,羞耻感就引发了建构一致性和团结性的行为。吉登斯指出羞耻感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维持“前台”就是要避免羞耻感引起的种种焦虑,而丧失前台则肯定会引起羞耻感。肯珀把焦虑感放置在社会关系中考察,他认为焦虑感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地位和权力丧失时最常见的负面感情。弗洛姆指出异化的人是不健全的人,他缺少自我感,随即带来的是极度的焦虑;之所以恰当地把现代称之为焦虑的时代,主要是因为现代人自我感的丧失。吉登斯认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的风险文化中,焦虑的情感可能会变得特别突出。Z.鲍曼在《后现代及其不满》中,探索了来自现代性安全消失的大量焦虑及其不满。以上我们的举例虽然有挂一漏万的风险,但想表明的是,成熟的情感社会学理论正在由宏观向微观、由抽象向具体推进。

一些社会学家再续了自工业社会产生以来的现代性情感话题。在C.泰勒看来,早期社会学家的“现代性之隐忧”在现当代变成了普遍的

社会事实。他提出了现代性的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以及由前两者带来的温和的专制主义。这三个隐忧意味着情感的衰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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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07・5

现在:个人主义追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和同情,人际和睦之链被个人主义所割裂;工具理性主义迫使人们作出明知违反人性和善意的决定,制造出无人情味的社会机制;温和的专制主义威胁人们作为公民的尊严,巨大的监护权力机构使人们对国家产生依赖性。由于人们的自我封闭和利益算计,因而缺乏公共参与的政治热情(泰勒,2001:2-10)。与C.泰勒不谋而合,哈贝马斯也揭示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层化的权力机关,是如何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地控制着现代生活人的各种领域,这是社会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同时也意味着工具理性对情感领域的侵入,这既包括对公共空间(如公众民主的情感表达形式)的干扰,也包括对私人领域(如家庭情感关系)的渗透。要注意的是,C.泰勒与哈贝马斯试图调节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并不完全否认理性的应有功能,使理性和情感各就其位。一个企图是把理性主义的作用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如C.泰勒(2001:112)指出,在一个讲求效益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在一个巨大复杂的技术社会里,必须根据官僚统治的合理性原则来管理。同样,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的合理性限制在社会系统领域。他与马尔库塞的区别在于,马尔库塞深受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是“浪漫的技术恐惧论者”,对技术的无孔不入极为不满;哈贝马斯只是抱怨技术系统对非技术的生活世界的侵扰,而小心翼翼地维护技术存在作用的地盘。

作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Z.鲍曼对现代性的批判却是另一种风格。他的结论是,正是现代性的极致的理性,成为法西斯主义暴行的工具。比照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看到,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看重非理性力量,觉得现代性的最大罪过莫过于对情欲的压抑;但另一方面,从弗洛伊德开始,就遗传着人性恶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因而弗洛伊德的追随者都毫不犹豫地把法西斯主义归咎于深藏在人性内部的残暴的非理性力量。也许历史事件越久远,对事物认识得越清晰,处于20世纪末的Z.鲍曼得出了一种后现代的结论,他把造成犹太人被杀乃至数以千万计生灵涂炭的那场劫难(二次大战)归结为现代性的理性。1989年Z.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出版,这一书名就赫然昭示,现代性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有着脱不掉的干系。在他看来,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外溢,它恰恰发生在现代理性社会、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时期,是现代性科学技・40・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术的纵容运用。我们只要重放大屠杀惯常的一个镜头就可以了:法西斯刽子手远离杀人现场,只须摁一个按纽就完成大屠杀的残暴程序。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认为法西斯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理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Z.鲍曼([1989]2002:18)则更为鲜明地指出“,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埃利亚斯视为正常社会发展过程的情感文明化,在鲍曼看来是一种“病因学神话”。因为在现代文明中,霍布斯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相反“大屠杀中的霍布斯世界”在被非理性情感的喧嚣重新唤醒后,坐在了一辆配备着最先进的科学武器的汽车中,在文明的大道上耀武扬威、呼啸而过。现代还不够文明就在于,也是令鲍曼最为担忧的是“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压抑的是“里比多”情欲的看法不同,鲍曼认为文明压抑的是人们天生就具有的道德情感这种“本质的人性”。而没有内在道德情感约束的理性会无所不能的,包括实施骇人听闻的恶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成熟阶段的情感社会学研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理论方面更深入和学科化了,并建立在丰厚的经验研究和具体情感现象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是随着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和后现代性社会的到来,情感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了,社会学家们对现代性发展所导致的情感的衰弱、理性的滥用及其带来的后果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四、情感社会学发展的五大态势

情感社会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学说和思想增添进来,使情感社会学的内容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扩展。对情感的新旧解释之间可能彼此冲突,也可能珠联璧合。在梳理情感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反思而观之,我们认为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以下五大特征或五大态势。

第一,情感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在情感研究上,同样存在着情感结构、情感行动、情感功能、情感冲突、情感角色、情感互动、情感的社会化、情感控制等社会学经典研究范式,也有情感体验、情感身体、情感能力、情感能量、情感表演、情感接受、情感沟通等情感社会学特殊的概念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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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情感的社会根源、情感的社会化过程、情感的社会后果得到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王鹏、侯均生,2005:70-86)。情感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趋向多元化,从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开展研究:实证主义、理解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社会行动论、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学派、现象学和批判理论等,从而形成不同的情感社会学研究理路。

第二,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基本问题左右着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情感的研究总是被嵌入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社会过程的概化框架中,在这一过程中,情感本身也逐渐构成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例如,情感是A.孔德建立社会秩序的人性基础;帕森斯把情感作为制度化系统(即社会结构)的模式变量;在帕雷托那里,情感作为社会行动是普遍存在和普遍起作用的;埃利亚斯实证了情感的文明化与社会之间呈现出相互作用的一致发展过程。社会学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影响着社会学家们对情感的研究取向。例如,批判学派持的是一种“总体论”的观念,认为考察社会现象应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过程来解释;批判学派把社会变革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会引起微观水平上个人行为的变化。这样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对“社会层次”的批判分析上,认为要通过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把人类情感从文明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而吉登斯则从个体为本的基本立场出发,他更关注个人和家庭情感关系的变革,并把这种变革看作是社会变革(如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其倡导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在吉登斯看来“,性压抑”首先不是或主要不是“社会性压抑”,而是一种“性别压抑”,是一种“性权力压抑”,因此首先必须通过亲密关系的变革,在男女之间建立起一种“纯粹的情感关系”。如果说批判学派关心的是如何解放整个社会系统的情感,那么,吉登斯则认为这种解放必须从个人情感关系的变革开始。

第三,在情感多元化的研究中贯穿着情感与理性关系这条主线。雷蒙・阿隆指出,涂尔干、帕雷托和M.韦伯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尽管三人的思想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主题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或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对这三人来说,,这一主题既是根本的,又是共同的”(雷蒙・阿隆,[1962]2000:211,210)。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根本主题,必然是贯穿于整个情感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导线索。在・42・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学史上存在一种二元论方法论,如把社会形态区分为情感型的“社区”与理性型的“社会”;把社会行动分为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把维持社会秩序的人性力量分为睿智力量与情感力量,等等。这种二元论取向表现为“强理性弱情感”和“弱理性强情感”之间的对立。“强理性弱情感论”强调,理性优越于情感,情感要受理性的控制;理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精神,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弱理性强情感论”则坚持认为,情感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相反,理性由于失去了人的真善情感的制约,由此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而必须大力张扬受到理性排挤的情感,把合理性地整合社会转化为合情性地整合社会。无论是“强理性弱情感”还是“弱理性强情感”都各执一端,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介入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立场则尝试超越这种二元论的对立。涂尔干基于社会唯实论立场,以社会力量为中介,把随机的、冲动性的个人情绪转变为稳定的、理性化的集体情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与此相应的涂尔干取向还表现在,强调法人团体不是冷冰冰的“科层组织”,也需要感情做纽带;合理性的法律必须基于集体感情的价值标准。帕累托则从“社会情绪循环”的规律论证了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理性的或纯粹情感的社会,人们社会情绪的波动与社会理性控制规则相互作用,社会就是在情感波动和理性控制中运行的。马里奥・列维修正了他的老师帕森斯的来自于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模式化理论,他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现代化社会(理性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情感社会),这两者也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分离的,社会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系谱,因此任何社会都是“相对”的。在关于社会行动的分析上,M.韦伯的“理性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在R.默顿那里遇到了障碍。R.默顿对显功能与潜功能的划分,揭示了人们活动的意外后果是怎样从行动者有意识(理性)从事的行为中产生的,这意味着,理性的思考,那怕是深思熟虑,也包含着非理性的情感冲动的因素。实际上,M.韦伯自己也看到了情感行动与理性行动的联系,如价值理性就可视为一种“理性的情感”。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主要是支持或确定目标所具有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取决于人的情感认定和情感评价,并为不计后果的激情、理想、信仰所驱使。因此在M.韦伯看来“,价值理性”与人的情感之间存在着亲和关系,是一种接近于人的情感的理性。M.韦伯意识到了理性中蕴含着情感,柯林斯则强调了情感有理性化的一面。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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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益于人们生活的积极情感力量,是人们互动过程中理性行动追求的最大目标,获得情感能量的过程就是理性选择的过程,人们往往依据情感能量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是否需要投入以及投入多少,于是互动仪式市场就是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的市场。有的社会学家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对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认为情感与理性都是中性的,各自都有自己的路数。亚历山大指出,社会学所讲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常识性地理解为“好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两者的区分只是反映了不同的行为取向。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与情感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社会分化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理性是支配系统(行政经济组织)的主要原则,而情感主要在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哈贝马斯),因此,理性和情感可以各司其职,二者不可偏废。总体来看,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综合趋向成为情感社会学发展的主旋律。

第四,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发展,其研究逐渐从宏大理论转向日常生活舞台。社会学对情感的研究逐渐从纯粹学术圈子中摆脱出来,聚焦到社会生活日常的“情场”上,代表性的研究有:埃利亚斯对与情感有关的文明、礼节和习俗等社会生活惯例的历史性分析;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情感的呈现和整饰的研究;霍赫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关于情感文化与情感理念对日常情感运作控制的研究;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对人的地位和权力与情感关系的探讨;P.布劳对社会交换中情感资源交换的研究;吉登斯对家庭关系情感平等性研究;弗洛姆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主体制双重变异下所导致的孤独感和逃避自由的精神分析;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科学技术对人们日常情感生活控制的批判;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中无暴力、无压制的主体间沟通交往的研究等等。

第五,注重对现代性与情感关系的研究。现代性与社会情感现象相互映照,相互指涉;研究现代性,必须研究人的情感。现代性与情感关系的问题在情感社会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被涉及,形成了三波:第一波的代表人物为M.韦伯、齐美尔、M.舍勒等被称为“早熟”的社会学家们;第二波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第三波的发言人可列举C.泰勒、哈贝马斯、Z.鲍曼等社会学家。第一波对情感的现代性问题反映敏捷而带有前瞻性和预言性,期望能通过改良社会来改变人类情感在现代性的悲惨命运;第二波达到高潮,其重心是批判理性主义,并试图通过革命和运动解放情欲,因而比较激进和实践化;第三波则带有综合的取向,一方面在继承第一波传统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设想・44・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C.泰勒、哈贝马斯),希冀通过对理性的限制来给人的情感留下正常的

且自由发展的地盘,强调对理性的限制不是彻底否认理性;另一方面又张扬了第二波的激进色彩(Z.鲍曼),对现代性理性展开了更为现实的批判。现代性成为情感的问题场,因而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走向,与社会学的形成背景和主流导向有关。情感社会学在20世纪逐渐走向成熟,在社会学领域中形成研究气候,这不是偶然的。什托姆普卡([1999]2005:1-3)指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理论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重视“硬变量”的研究转向重视对“软变量”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看,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范式的转变。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时起,它就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关注社会的整体,还是关注社会性的个体,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平行的社会学传统:系统社会学和行动社会学。第一种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占统治地位。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系统社会学在与行动社会学的竞赛中才处于下风。这是第一次范式的转变。在“第二种社会学”中,随着向社会行动的集中,似乎发生了另一种范式转变,即从“对行动‘硬的’、功利的、工具性的、实证主义的想象向对行动‘软的’、人文主义的、有意义的想象的转变”。在本体论的水平上“,这是一种从把行动看成完全理性的、始终算计的、一贯地

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花费(‘

经济人’)的想象向对人的更丰富的图画———包括情感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以及文化的元素:价值趋向、社

会联系、依恋、忠诚、团结、认同———的转变”

(同上)。显然,社会生活中的情感要素在这两次社会学范式的转化中逐渐地由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如果说,系统社会学转向行动社会学,使被僵化的社会结构所约束的人及人的活动激活起来,从而有可能使作为人行动的动力因素的情感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那么第二次转变的结果就是情感因素成为了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聚焦点,社会道德感、社会正义感、社会信任感、集体情绪、社会气氛、社会厌倦、社会焦虑、社会怨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社会不适应等成为社会学家重要的研究术语。

总之,不存在十分清晰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在时空方面也并非仅仅沿着抽象的理论线索连续地发展。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史的发展方面如同社会一样,也不是“线性进化的”,而是遵循着“循环进化”的路数,并展示“分枝式进化”的趋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望能够描述出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发展脉络,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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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谱系”作为一种理论的“社会记忆”,一方面可以再现理论的原貌,另一方面可以起到建构理论的作用。当然我们的这种探索与预期目的之间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受研究史料缺乏的限制,期待今后能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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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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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Vol.27　No.5Bimonthly)

Sept.2007

RevisitingMaxWeberintheContextofChina

…………SuGuoxun　1

Abstract:SincehisintroductiontoChinainthe1980s,MaxWeberhasbeenoneofthemostinfluencingWesternsociologistsintheChineseacademiaforthegoodmatchofhiscomplexideastotheneedsofthemodernizationthere.Evenso,hisideasarenotfreeofchallengesintheChinesecontext.Inthisessay,theauthorcomparedMaxWeberwithMuZongsan,arepresentativeofNeo2Confucianism,intheirconceptionsrelativetotheWesternorChineseculture,andclarifiedthecomplementaryrelationshipbetweenConfucianismandWesterntheoreticalreason.ConsideringthefeaturesnativetotheChineseorWesternculture,theauthorcriticizedMaxWeber’sEurocentrim,whichwascontrastedtotheinclusivenessoftheChineseculture.

Keywords:MaxWeber;theoreticalreason;moralreason;Eurocentrism

TheDevelopmentalPathofWesternSociologicalTheoriesofEmotions

……………………………………………………GuoJingping　26

Abstract:Theevolutionofthewesternsociologicaltheoriesofemotionshasthreestages:formation,development,andthematurity.Althoughrationalismwasdominantduringtheinitialformationstage,researchintoemotionsadvancedstepbystepandsomenon2rationalismtrendsmanifestedthemselves,too.Atitsdevelopmentstage,thesocialcrisistheory,theSexualRevolution,thecriticaltheory,andtheconflicttheoryformedthemainstreamwithastrongvoice.Thesociologyofemotionsatthematuritystageisdevelopingintwodirections:buildingitselfintoadisciplineandestablishinglinkswithreality.Itsdevelopmentalpathdisplaysfivecharacteristicsorfivetrends.

Keywords:westernsociologicaltheoriesofemotions;developmentalpath;fivetrends

FromFundamentalismtoTerrorism———ReligiousPoliticsinthe

GlobalizationContext…………………………LiuYi&TaoFeiya　47

Abstract:Thereligiousresurgenceintheworldanditspoliticizationsincethe1970sisanexpressedformofsocialmovementsintheglobalizationcontext.Asareligiousmovement,religiousfundamentalismandterrorismrepresentaprotesttoth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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