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凤凰台》与崔颢《黄鹤楼》之比较

李白《凤凰台》与崔颢《黄鹤楼》之比较

作者：吴剑

来源：《湖南教育·中》2012年第12期

自从天宝年间李白遭受排挤愤而出游到金陵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之后，历朝各代直至当今的诗论家们便反复再三、没完没了地将他的《凤凰台》与崔颢的《黄鹤楼》作思想上、艺术上诸多方面的比较、考究和评论，企图从中得出到底是李优于崔，还是崔优于李的绝对结论来。

严羽著在《沧浪诗话》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祺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它“岂能比肩《黄鹤楼》”（《删订唐诗解》）；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棋也”论之（《后林诗话》）；王琦也和了稀泥，说什么“调当让崔，格则逊李”（《李白全集》注释）。 而今人张孟麟先生则一反古人的姿态，直言不讳地声称要纠正前人的偏见，提出了“李诗超过崔诗”“崔不如李”的“新颖”的立论。

其实，古人“抑李扬崔”也罢，今人如张先生“崇李抑崔”也罢，他们共同的谬误在于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凤凰台》与《黄鹤楼》没有多少可比性。把不可比拟的物事牵强作比，永远也比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就像没有谁能指出杨玉环与谢飞燕哪一个更美些一样。《凤凰台》是《黄鹤楼》成篇多年以后，李白在远离“黄鹤楼”几千里之外的金陵写出来的，其写作时间、地点、景物和心态都与崔颢写《黄鹤楼》无一类同，毫不相干。本来就自在的诗篇，你老要比，怎么个比法？

如果把《黄鹤楼》与《凤凰台》作些具体而简略的分析，我们更可得知，各在固有的坐标上熠熠生辉的名作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先看看崔颢的。崔颢的《黄鹤楼》很多人都读过：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般地说，登山临水的作品很容易落入俗套，甚难做好。崔颢写这首诗时，聪敏地预计到如果用平常的笔法是难以把这闻名遐迩的“黄鹤楼”写好的，就果敢地另辟蹊径，摆脱了传统的平仄、格律樊篱，凭借人所皆知的神话传说，在诗的开篇以突兀的起势连续调用三个“黄鹤”入诗。这样，既点了题，又出奇制胜地使全诗立即笼罩在强烈的抒情气氛中。而紧接下来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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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千载空悠悠”，更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那种落寞的情思。仙人没有了，黄鹤也没有了，只剩下悠悠然飘落了千载的白云，那思古幽情的浓烈也就无以复加了。崔颢以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园圃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

再把欣赏的眼光落在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上。《凤凰台》是诗人踯躅在失意的仕途上的一篇感人肺腑的上乘之作。作为有着深刻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力的优秀篇章，它挺秀于常青的诗林中。诗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在这首诗中，对曾经是六朝古都的金陵（即诗中所指的“吴宫”）的兴亡盛衰的历史变更作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蔽贤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深沉而凝重的情怀以及本人壮志未酬、抱负难寄的无奈和苦衷，使登临诗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此作，为之敛手，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确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前四句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如出一辙。《登金陵凤凰台》亦是明显地摹学此诗。为此，说诗者众口交誉，如严羽著《沧浪诗话》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样一来，崔颢的《黄鹤楼》的名气就更大了。

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崔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滞碍。“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叠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试看首联的五、六字同出“黄鹤”，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空悠悠”这样的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用的全是古体诗的句法。这是因为七律在当时尚未定型吗？不是的，规范的七律早就有了，崔颢自己也曾写过。这是诗人有意在写拗律吗？也未必。他跟后来杜甫的律诗有意自创别调的情况也不同。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教人作诗时所说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沈德潜评此诗，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十三），也就是这个意思。正由于此诗艺术上出神入化，取得极大成功，它被人们推崇为题黄鹤楼的绝唱，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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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崔诗先作，李白之诗有与之较高低的意思，《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等都有类似说法。孤立地来看，李诗固很动人，若与崔诗比较，那么，就算上引传说可靠，崔诗由于先作而更显示出创造力，但李白在此一佳作的笼罩下，能够另辟蹊径，虽有貌似之处，精神上却颇相乖异，其功力之高也极惊人。且李诗的最后两句，是用陆贾《新语·慎微篇》“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明也”，间接揭示出谗佞当道、朝政混浊。像这样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显为崔诗所无。若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衡量，李诗自当在崔诗之上。但历来的有关诗评中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崔诗在精神上是消极、悲观的。其上半首强调盛世难再、渗透无常之感，下半首则由此自然地引申出世事不足为、不如归去的结论。但时日已暮，乡关何处？因而虽有美景当前，却仍哀愁难禁。李诗在精神上则是奋发、乐观的。其前六句强调的是：人生虽然短促，宇宙却是永恒的，因而虽然凤去台空，但长江却丝毫无损，仍自流动不息；孙吴、东晋虽均已成为陈迹，但青天、三山、长江、白鹭洲却并未消失。宇宙既然长在，则依附于宇宙的人类及其历史自也随之绵延不绝，是以世事仍大有可为。只是奸邪当道，诗人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得不令人悲愁。崔诗和李诗的结尾虽都是“使人愁”，但前者是看破世事者的愁，后者是积极入世者的愁。

（作者单位：长沙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