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原则

三条原则

我们对历史人物，尤其是思想家们，尤其是中国思想家们进行研究时，有几条原则是需要把握的，否则不但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而且会使自己的思考陷入怪圈之中。

现在中国学界进行研究时一般习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当然不是什么错误，毕竟阶级对立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否认的真理；但我们知道，在历史学界，除了阶级史观外，人们还要使用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社会史观等其他史观来作为补充，这说明阶级观点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就像人家问你吃没吃饭，你非要回答1+1=2一样。1+1=2当然到哪里都是真理，但放在这里就是一个大笑话。同样的道理，阶级观点这个真理也是不能不分场合地乱用的；否则，就不仅仅是一个笑话那么简单了。

言归正传。今天说的是分析历史人物时要遵循的原则，那么，承上文所言，我认为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盲目乱用阶级观点。

为什么呢？众所周知，阶级观点是自十四世纪开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诞生的，马克思是它的集大成者。它揭示的是人类发展的深层的规律，当然可以用在全人类上；尤其是在西方，这一理论几乎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但在中国古代，情况就复杂一些了。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从古希腊时始就形成了一种追求世界永恒真理的文化传统，他们探求的东西往往和人没有什么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

这和人们的生活能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所以西方的思想家们往往会直接在著作中提及自己的阶级立场，甚至会对阶级的对立作一段论述，他们的本意就是研究阶级；这样一来，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就避不开阶级观点。而在中国，这一切都不同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指向实用的，那些思想大家们像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无不是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很少涉及真理、原理、定律之类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著作中不可能涉及到阶级观点，我们也不能直接把阶级观点用以研究他们的著作。很多人盲目地应用阶级观，看似很渊博，但其实无知透顶；他们甚至不明白阶级观中一个基本的道理：每个人都是社会矛盾运动中不自觉的推动者。换句话说，我们本身其实是是不认识、起码不是时时刻刻认识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运动的，但不管我们抱着怎样不同的目的来办什么事，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地在遵循着这些基本规律。这种不自觉性在中国古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事实上孔子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阶级属性，但他们的本意绝不是维护本阶级利益之类的。所以你总把阶级观应用到他们的著作中，努力寻找那一星半点的句子、甚至无中生有、歪曲作者的原意，来证明他们“代表先进阶级对抗落后阶级”或“代表广大人民去反抗万恶的统治阶级”，这难道不可笑吗？所以，绝不能滥用阶级观。

这是第一个原则。至于第二个原则，就是客观地对待思想家们的著作。我们不能盲目的将阶级观用在一切作品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只能按照伟人们的本意来分析。如果他说我饿了，你就不要非解释说他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无暇吃饭了；韩非子的“举烛”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中国，很多人开口讲客观，闭口讲唯物，实则一看书就主观地扭曲作者的原意，

彻头彻尾的唯心。就连“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这一句都被解释成了“礼不使庶民永远卑下，刑不使大夫高高在上”的荒谬意思，看样子不把孔子变成民主斗士、自由导师、平等代言人是不肯罢休了。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你总把古人的话曲解成自己想说的话，那么我们还研究古人干什么呢？以前看《康熙微服私访记》时，我总在想，歪曲千古一帝的形象来塑造一个惩奸除恶的风流皇帝，这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这样哗众取宠，还不如在现实中加强群众监督，多惩办几个贪官。现在，我又在想，你歪曲古人著作和歪曲康熙有什么区别呢？你非要把孔子变得和你一样，那为什么不去直接研究你自己呢？还在孔子身上抹什么黑？

对待古人，我们应该客观起来，他说了什么，本意是什么，都应该一五一十地研究出来，然后找出他的错误，保留他的优点，真正找出有用的东西来。思想要应用于实际、要服务于社会，这没错；所以我们才更应该找出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未经我们曲解的、圣人们本身的教导，而不是歪曲它、使它变我们熟悉的东西——因为我们熟悉的东西往往社会已经在实行了，你再说就是锦上添花了。只锦上添花而不去雪中送炭，只保留原有的而不去增加新的，那就是固步自封，是不思进取，是自取灭亡。

这是第二条原则。第三条原则是，研究中国古人时，不要把政治、个人、文化、自然这些东西分割开来。西方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自然史，因为这些关联不大。苏格拉底再伟大，照样死在政治家手里；亚历山大大帝一统天下，可还是没法把手伸到思想领域中；歌德泰山北斗，身份也就是个枢密顾问——当然可以分开来研究。但中国不同。中国的每个政治家都是文人，每个思想家都想从政；个人修好

了才能治国，治国也要推行德化个人。这些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你别想从伟人的书里找到一星半点纯粹讲政治或纯粹讲思想的话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自然和社会始终是一体的，上古讲究取法自然，董仲舒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到了朱熹则讲究“格物致知”，无一不是将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所以不要指望古人们像西方人一样完全理智地描述社会的真理，他们往往把神秘的自然现象当作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比如认为社会应该满足阴阳五行的道理等。想找他们成体系的、完全正确的、逻辑性强的政治见解，那你就找吧，愿你有生之年能找到.......

大体上只简述这三条原则。愿对人们的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