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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的新变:论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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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的新变:论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

作者:蒋玉斌

来源:《浦松龄研究》2010年第01期

摘要: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创作了三部《聊斋志异》仿作:《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由于作品诞生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以及王韬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其仿作呈现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新变。主要表现为: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对现代科技的崇尚、强烈的民族意识、文言小说的文体新变。其作虽具有了一些新交因素,但仍有传统小说的重要特征。应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 关键词:王韬;《聊斋志异》仿作;古代小说之新交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09)04-0151-10

王韬(1828-1879)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原名利宾,字兰卿,后易名瀚,字懒今,到后再易名韬,字仲弢,又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人、弢园老民、淞北玉鱿生、淞北逸民等,出身于江苏长洲(今苏州)甫里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一生著作颇丰,几可等身,大约有40余种,“弢园老民自传”列著书目录26种如下:《春秋左氏传集释》六十卷、《春秋朔闰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经解札记》二十四卷、《瀛埽杂志》六卷、《台事窃愤录》三卷、《普法战纪》十四卷、《四溟补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瓮牖余谈》十二卷、《火器说略》三卷、《乘桴漫记》一卷、《扶桑游记》三卷、《海陬冶游路》七卷、《花国剧谈》二卷、《老饕赘语》十六卷、《遁窟谰言》十二卷、《淞隐漫录》十六卷、《弢园文录》八卷、《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蘅华馆诗录》八卷、《弢园尺牍》十二卷、《弢园尺牍续钞》四卷。其中属于《聊斋志异》仿作的文言小说有两部:《遁窟谰言》和《淞隐漫录》,另外还有《淞滨琐话》,总共三部。《遁窟谰言》为王韬的第一部文言小说集,结集于1875年,《淞隐漫录》创作于1884-1887年,《淞滨琐话》成书刊行于13年。王韬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对其《聊斋志异》仿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王韬从小所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聊斋志异》仿作仍然具有传统小说的重要特征。王韬年轻时立志科举,饱读“四书五经”,18岁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遂绝意科举;二、王韬较早而广泛地接触西学与西方社会,使其《聊斋志异》仿作又不同于传统小说,具有了很多新变的因素。王韬22岁到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达13年之久,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社会、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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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后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遭到清通缉,王韬开始了长达23年的生活,其间他主要居住在。1867-1869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漫游西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欧洲的实地考察。他主要到过英国、法国等地;三、王韬的办报经历,使其《聊斋志异》仿作具有了现代报刊的某些特点。1874年2月4日,王韬在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通过报纸,王韬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呼唤改革开放,鼓吹变法图强,其思想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都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称王韬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王韬的一生,正处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国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的社会转型时期,其《聊斋志异》仿作也产生于这一特殊时期,必然不同于以前的古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已不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呈现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新变。笔者下面以《淞隐漫录》为中心来论述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中的一些新变因素。

一、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

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是一些开明地主知识分子,魏源编篡的《海国图志》(1842年)和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1843年)可为代表,时间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陈平原认为,“中国作家的开眼看世界,则整整落后了半个世纪”,也就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实际上,在王韬创作于1875年的《遁窟谰言》、1884-1887年的《淞隐漫录》中就已经开始“开眼看世界”了,在《淞隐漫录》中,面对世界的开放视野表现就比较明显。

面对世界的开放视野首先表现于《淞隐漫录》中充满的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之情。很多知识分子久居中国,再加上当时封建王朝的闭关自锁,海外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充满诱惑的神秘之地。他们从书籍上或别人口里了解到海外世界的神奇,就想亲身到海外去一睹其境。《闵玉叔》中的闵燕奇偶读谢清高的《海录》,跃然而生向往之情,日:“海外必多奇境,愿一览其风景,以广见闻。”《海外美人》中的陆梅舫,生平特好漫游,尤其“思一探海外之奇”。其家世代航海,陆梅舫也颇懂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特意打造了一艘用于远航海外的大船,此船依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日月五星等制成,驾船者都穿八卦道衣,船中俱点电灯,非常奇幻!《海外壮游》中的钱思衍,从小读书立有大志,其志并非科举仕途,而是“乘长风破巨浪,飞而食肉于数万里外耳”,气势宏伟!闵燕奇等向往海外世界的书生已不是封建时期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书生了,他们胸怀宇宙、眼界开阔!王韬塑造的这些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海外世界的无限向往,正显示了中国小说的视野开始转向了整个世界。

《淞隐漫录》中对海外世界的精彩描绘,更表现出王韬《聊斋志异》仿作面对1trOt的开放视野。《淞隐漫录》中所描绘的海外世界主要有两个地方:欧洲和日本。对欧洲的描绘集中见于《海外壮游》,小说以钱思衍漫游欧洲为线索,重点描绘了英国的伊梨、埃丁濮喇、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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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乐郡等地的所见所闻,略写了巴黎、瑞士等地风光。欧洲新制兵器、机器制造等现代科技,丰富的伦敦博物馆等文化宝库,大型舞会、教堂唱诗等西方风俗,令钱思衍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也让未至欧洲的读者大开眼界!其中描绘最为精彩的是埃丁濮喇的大型舞会:

丹神者,西国语男女相聚舞蹈之名,或谓即苗俗跳月遗风,海东日本诸国,尤为钜观。先选幼男稚女百余人,或多至二三百人,皆系婴年韶齿,殊色妙容者;少约十二三岁,长或十五六岁,各以年相若者为偶。其舞蹈之法,有步伐,有节次,各具名目,有女师为教导,历数月始臻纯熟。集时,诸女盛妆而至,男子亦皆饰貌修容,彼此争妍竞媚,斗胜夸奇。其始也,乍合乍离,忽前忽却,将进旋退,欲即复止。若远若近,时散时整;或男招女,或女招男,或男就女而女若避之,或女近男而男若离之。其合也,抱纤腰,扶香肩,成对分行,布列四方,盘旋宛转,行止痰徐,无不各尽其妙。诸女手中皆携一花球。红白相间,芬芳远闻。其衣尽以香罗轻绢,悉袒上肩,舞时霓裳羽表,飘飘欲仙。几疑散花妙女,白天上而来人间也。舞法变幻莫测,或如鱼贯,或如蝉联,或参差如雁行,或分歧如燕翦,或错落如行星经天,或疏密如围棋布局,或为圆围,或为方阵,或骤进若排墙,或倏分若峙鼎,至于面背内外,方向倏忽不定;时而男围女圈,则女圈各散,从男圈中出,时而女围男圈,则男圈各散。从女圈中出;有时纯用女子作胡旋舞,左右袖备系白绢一幅,其长丈余,恍如蝶之张翅,翩翩然有凌霄之意。诸女足蹑素履,舞时离地轻举,浑如千辩白莲花摇动池面。更佐以乐音灯影,光怪陆离,不可逼视。

作者详细描绘的这场大型西方舞会,场面宏大、舞蹈精妙、舞步变幻,令从未见过如此舞会的钱思衍“抚掌称奇,叹为观止”。王韬在小说中对日本的社会、风俗等也作了详细的描绘,如《海外美人》描绘了日本外岛的擂台角斗,其场景十分惨烈!《花蹊女史小传》描绘了日本明治时期,女学在东京的盛行,女教大兴,常常数百人聚在一起学习,“裙衩争以识字为荣,一时风尚所趋,俗为之化”。日本色情业历来繁荣,由于王韬本人曾经到过日本,又喜欢招妓,所以《淞隐漫录》对日本妓院描绘甚详,如《桥北十七名花谱》详细介绍了东京的妓院:位于日本桥畔的妓院最为著名,桥南桥北多名妓所居;招妓方式有“船宿”、“箱奴”等;还有价格、付款方式等,重点介绍了桥北十七名花的品貌、才学、性情等,本篇小说可堪称日本的“嫖妓指南”;《柳桥艳迹记》先描绘了东京的风景及交通,接着仍重点描绘东京的妓院。难怪鲁迅批判王韬的文言小说“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王韬对海外世界的精彩描绘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1867-1869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漫游了西欧,对欧洲进行为期三年的实地考察,他在开罗乘火车,在巴黎看电影,参观卢浮宫,在伦敦参观电报局、英国议院、大英博物馆,还到牛津大学发表演讲,眼界大开。光绪五年(1879年)又到日本游历,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回到上海,对日本社会、尤其是妓院也颇为了解。作者的这些亲历见闻和感受都融进了他的创作之中,《淞隐漫录》就可见一斑!

二、对现代科技的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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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清初以来,西方现代科技不断传人中国,开始只是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了晚清时期,一些现代科技已经普及到了酱通大众。《海外美人》中的众舵工劝陆梅舫出海时道:“与乘华船,不如用西舶;与用夹板,不如购轮船,如此可绕地球一周而极天下之大观矣。”可见,“地圆说”已被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和熟知了。《蓟素秋》中亦写道:“有玉无玷者,固一时名下士。以家贫,授西人书自给,每日早暮,必过女居。”说明当时已有很多普通大众开始学习以现代科技为主的西方文化。王韬很早就接受了一些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在他的《聊斋志异》仿作中更是体现出了对现代科技的崇尚。

在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中描写了大量的现代科技,与其他文言小说明显不同,对现代科技的特别关注,正是王韬对现代科技的崇尚所致。在《淞隐漫录》中所涉及的现代科技十分广博,有天文、地理、算学、机器制造、炮等等,其中航海术和炮制造尤显突出。《朱仙》中的朱书素习航海术,惯于海上作战,其舟上备有炮,擅长于远距离打击敌人;《海底奇境》描写聂瑞图带着一英、一法、一俄、一日四个外国翻译出洋漫游,游历欧洲十数国,后携异国美女兰娜准备乘巨舶从伦敦至纽约,横渡太平洋时不幸卷入海中;另外《仙人岛》、《海外美人》中都有航海术的描写。《海外壮游》则描写了炮的厉害:

是日阅兵。先以废舶立帜海中,然后发炮击之,命中及远,不爽累黍。此演水师也。至操陆兵,悉以新制神,一军齐放,有若万道火龙。

其他还有《海底奇境》中描写的水利技术、《苣蔚山庄》中描写的化学和照像术、《阿怜阿爱》中涉及的格致、机器、舆图、天算之学等等。

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阐述了西人重“器”的技巧与中国重“道”的精神相比更具有实用性:“西人穷其技巧,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所以,王韬在小说中描写现代科技时,特别凸显了现代科技的实用价值。如《筐蔚山庄》中陈碧秋认为科学技术照样可以名成业就,他不屑于仅仅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更注重实用科技的学习,他说:

集大成者,不亲细务。古者设舌人之官,能通重译,不过充奔走使令之役耳。君能畴人家言,何不由此加精于奥图、象纬、制器、格物之学,专门名家,著有成书,以诏后世,岂不名成而业就哉?

陈碧秋后来学习化学,尤精于照像技术。陈碧秋追求“名”“业”的价值观与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价值追求已有了根本的区别。《媚梨小传》中的英国女子媚梨,懂算法,尤擅测量之术,能令炮命中及远,无一虚发,她运用自己的科学技术,帮助自己的中国丈夫打败了海盗,建立了功业。在这场打击海盗的战斗中,媚梨的测量之术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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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之,现代科技不仅可以成为成就功名的手段,而且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韬小说对现代科技的崇尚,与王韬的思想和晚清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王韬在《淞隐漫录》中虽然描写了一些狐鬼故事,但其本人是不相信狐鬼的,他推崇科学,反对迷信。他在《淞隐漫录·自序》中宣称自己不相信神仙鬼怪狐精:“好谈神仙鬼怪者,以为南有五通,犹北地之有狐。夫天下岂有神仙哉!汉武一言,可以破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不过为下愚人说法:明则有王法,幽则有鬼神,盖惕之以善恶赏罚之权,以寄其惩劝而已。况乎淫昏蛊惑如五通,听之令人发指,乃敢肆其技俩于光天化日之下哉?斯真寰宇内一咄咄怪事。狐乃兽类,岂能幻作人形?自妄者造作怪异,狐狸窟中,几若别有一世界。”同时,反迷信运动也是晚清社会的一个主要潮流,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之下,反迷信运动影响很大,也波及到文学领域,阿英认为李伯元的《醒世缘弹词》、吴趼人的《瞎骗奇闻》、嘿生的《玉佛缘》、壮者的《扫迷帚》可为反迷信小说,其中《扫迷帚》尤其优秀,可以视为当时反迷信小说的代表作。要反对迷信,科学无疑是最有力的武器。王韬要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反对迷信的思想,于是,便在小说中大量描写现代科技,表现出对现代科技的崇尚,这可以说是王韬最聪明也是最好的选择,《淞隐漫录》就是这样。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自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进入中国以来,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系列的强烈碰撞,尤其是中国在几次战争中的失利,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华帝国并不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也不是世界上的强国,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中国,在这种世界格局的对比中,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王韬是中国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他在接受、向往西方文明的同时,在对比中也重新审视、思考了中华文明,这种重新审视与思考,在其著作中体现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其《聊斋志异》仿作则运用形象化的手段来表现了这种意识。

王韬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聊斋志异》仿作中表现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优越感。在《淞隐漫录》中,多处描写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以此表现作者的民族优越感。《媚梨小传》中的英国女子媚梨特别向往中国,她自念道:

在己国中,必无问名者。不如作汗漫游,藉豁襟抱。素闻中土繁华。远胜欧洲,其人物之美丽,服饰之灿烂,山川之秀奇,物产之富庶。于天下首屈一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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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航海东行。《海底奇境》中的瑞国女子兰娜,尤企羡中华语言文字,对中华诗词情有独钟,请聂瑞图授之,数年来,学习华音,颇有所得,如遇有所感,则拈毫作诗词,如她在与聂瑞图饯别时即兴弹琴而歌的诗歌:

日升于东兮月生于西,昼夜出没而不相见兮,情亘古而终迷。叹人生兮道途之长域,而悲失寿命之不齐。何幸云萍之忽聚兮。难得此数载之羁栖。总觉别长而会短兮,不禁临觞以心凄。识合离之有数兮,勿往事之重提。赠子兮画桨,送子兮前溪,从兹相隔兮万里,徒恃此一点之灵犀。

此作可谓颇有《离骚》之余韵!为了表现中华民族的优越感,王韬还常常描写异国女子对中国男子的欣赏、爱慕,中国男子最终总是成为情场上的胜利者。如《媚梨小传》中的丰玉田最终战胜了英国男子约翰,得到了媚梨的芳心,甚至媚梨为了他而与约翰同归于尽;《海底奇境》中的聂瑞图娶了瑞国美女兰娜;《东瀛才女》中的日本才女小华生独爱中国书生倚雯楼主;等等。当然,作者让这些中国男子独得西方女子的垂青,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爱情想象。在现实中,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中是弱者,不断被西方国家打败,不得不屈从于西方列强,而在《淞隐漫录》中正好相反,在情场上,西方男子不断地被中国书生击败。在这场乌托邦的恋爱中,王韬让中国书生雄起并成为情场中最后的胜利者,潜隐地表现了他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民族优越感。

王韬并非一味地沉浸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优越感之中,在中国落后于西方并处处挨打的残酷现实面前,王韬已看到了清的与黑暗,中华民族已危机四伏,他担忧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正因为如此,王韬提出“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实行一系列的政治改良措施,以拯救危难的中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洋务在用所其长》一文中提出“中国有志振兴,及今尚未晚也”,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比孙中山14年提出的“振兴中华”早了十二年。王韬看到清的,国家民族岌岌可危时,曾愤然而说:“天下事至今日几乎溃败决裂,而在位者方且相与因循怠玩、粉饰铺张,以求掩天下耳目。呜呼,是亦难矣!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所以,王韬在《淞隐漫录》中,每每写到有才之人、有识之士的时候,都禁不住要表达出希望其报效国家、振兴中国的愿望,并为之叹惋!如《倩云》中的从小习武的秦雨衫亲眼目睹了倩云的武艺超群后,叹曰:“勇敢如是,惜不正用之以御四夷,翦强敌,而宣力于国家耳。”这些报效国家的话语虽然是小说中人物语言,但极符合王韬所生活的充满民族危机的晚清时期,这表现出了王韬欲振兴正处于民族危机中的贫弱中国的强烈愿望!

王韬处于中西方文明强烈碰撞的晚清时期,本人既接受过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又大量地接触了西方文明,对西方先进科技与政治均十分向往,在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先进性以后,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在《淞隐漫录·泰西诸戏剧类记》中,作者描写了西方高超的缘绳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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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向有缘绳之戏,以一绳长逾数百丈,系其两端于危楼高塔之间,演者跃身其上,若履坦途,其技之神,盖有挟山超海不能喻其难,临渊履冰不能形其险者矣。昔时群推法人为独步。

当时擅长于缘绳之戏的有法国人哥利德、都比,均以技艺高超而享誉海内外。接着又描写车利尼精彩的马术表演和瓦纳的魔术表演。这些杂技在中国实际上很早就有了,如缘绳之戏,始行于战国之季,后为汉代百戏之一种,张衡《西京赋》及李善注、晋《乐志》等均有记载,作者在欣赏、记载这些西方的精彩杂技时,不禁追问,中国很早就有的杂技为什么没有走向世界呢?王韬在篇尾发出感叹:

如都比。如车利尼,如瓦纳,皆以一技之长负盛名,邀厚值。而中国之具此能事者,仅糊其口,救死不赡。噫!何相去悬殊哉!

这种感叹已含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初步反思。王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反思,不仅仅存在于小说中,在其他作品中也多有阐述,如他在《漫游随录》详细记载了在苏格兰首府埃丁濮(即爱丁堡)时所见的机械印刷术,这种印刷术比中国传统的活字印刷术明显先进多了,王韬由此假设:“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而镌刻手民,成束手而无所得食矣。”王韬描写了西方先进印刷术后,最后落实为对中国传统的活字印刷术的反思。王韬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反思,虽然还停留在改良阶段,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四、文言小说的文体新变

王韬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创办《循环日报》,并担任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图强的政论文章,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早期创始人。有过办报经历且大量为报刊写过政论文的王韬后来又创作文言小说,兼有报人和小说作者的双重身份使王韬的文言小说与传统文言小说有了一定的区别,不仅在小说的写作过程和传播方式与以往的文言小说不同,而且文言小说的文体也有了一些新变。

王韬文言小说(以《聊斋志异》仿作为代表)的文体新变最突出的表现是“报刊体”倾向的文体特征,如《淞隐漫录》就很明显。《淞隐漫录》“报刊体”倾向的文体特征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注重消遣性。《淞隐漫录》曾经于1884年下半年至1887年底在《申报》的《点石斋画报》上连续刊载。作为报--刊,首先要面对大众读者,吸引读者是报刊的生存基础。《淞隐漫录》消遣性很强,其内容主要倾向于“奇”“艳”故事,能够吸引大众读者的眼球。《海外美人》、《媚梨小传》、《海底奇境》、《海外壮游》等小说详细描写的海外奇遇、欧洲漫游,让从未出过国门的读者大开眼界;《倩云》、《女侠》、《李四娘》等小说描写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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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世界可令读者进入成人童话,使被压抑的心灵得以放松。艳情故事更多,几乎占小说总数的一半以上,不仅有大量的中国艳情故事,如《华磷姑》、《吴琼仙》、《陆碧珊》、《娟红女史》;还有海外恋情故事,如《纪日本女子阿传事》;恋爱故事,如《媚梨小传》。这些奇艳故事很能够吸引读者,甚至成为报刊的重要看点。二、篇幅大小较为一致,适宜于报刊刊载。《淞隐漫录》本身就是为《点石斋画报》的刊载而创作的,王韬在《自序》中叙述了其创作缘起:“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筑三椽,聊皮图籍,燕巢鹪寄,藉蔽雨风。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谅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每脱稿,即令小胥缮写别纸。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书十有二卷,而名之日《淞隐漫录》。”因为《点石斋画报》版面的,《淞隐漫录》中的每篇小说篇幅大致一致,字数多在2500字左右。为了适应报刊版面的需要,王韬不得不把短故事拉长或者合传,《鞠媚秋》、《夜来香》、《王莲舫》等中附有大量诗歌,《乩仙逸事》叙述了柳翠云的故事后,再附述了相类的程季玉的故事,《阿怜阿爱》、《眉绣二校书合传》、《四奇人合传》、《申江十美》、《合记珠琴事》等为二人以上合传;长故事则分而志之,《二十四花史》分上下两篇记之,《三十六鸳鸯谱》分上中下三篇记之,作者在《三十六鸳鸯谱上》中说:“以篇幅太长,区为上中下三篇。”作者所说的“篇幅太长”,正是针对报刊而言的。三、结构单一、人物较少。《淞隐漫录》的结构单一,一般以单线结构为主,在叙事上多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经历。人物也毕竟少,一般故事有男女两个主要人物,以他们的恋情故事为主,再附带记其他人物。所记人物较多的作品,往往只有人物的介绍,而缺乏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不突出,形象模糊,如《二十四花史》、《三十六鸳鸯谱》,这些作品已经很难称之为小说了。 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还注重作者自我在小说叙事中的“在场”。黄霖认为,“王韬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自抒胸臆’,表现自我。”的确如此,在《淞隐漫录》中,王韬以天南遁叟、淞北玉鱿生等别名频频出现于小说叙事之中。如《柳桥艳迹记》记:“天南遁叟于己卯年往游江都,小住四月,柳桥、新桥之间。皆为游屐之所至焉。”《画船纪艳》记:“丁亥四月初旬,天南遁叟作西泠之游,泛舟于六桥三竺间,蓼红荇碧,点缀生新,诸同人邀饮于兰潭印月。”《十二花神》记:“淞北玉觥生,前在芙蓉城中偷观蕊榜,于是群仙名字,遂传世间。”王韬虽然也像蒲松龄一样,在部分小说中以“天南遁叟日”的形式发表评论,但让自我形象频频出现小说叙事中,却显示了文言小说文体在叙事方面的新变。其实,《聊斋志异·狐梦》中在叙事中也出现了蒲松龄自己,但仅为引出故事而已,并未在文体的叙事方式方面产生变化。频频出现于小说叙事中的“王韬”,与小说中人物交往,不避风流韵事,出入烟花酒楼,已经在读者面前塑造出了王韬的“自我形象”的突出特征:放荡不羁、喜欢狎妓、喜欢品评人物。作者自我在小说中的“在场”可以增加小说的真实感,还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间离”的审美效果,不致于完全沉浸于小说的虚幻之中。

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虽然已有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新变因素,但其传统小说的特征还是相当突出的。观念上的男尊女卑,甚至存在着对女子的偏见,如《丁月卿校书小传》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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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祸水论”,《悼红仙史》中之语:“大凡女子之怀嫉妒心者,都从禽兽道中来;妒则必淫,淫则必悍。”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左搂右抱,可以《蓟素秋》、《倩云》、《王蟾香》为例,却要求女子贞烈,从一而终,可以《贞烈女子》、《陆碧珊》为例。王韬还在小说中大量引入诗文,最典型的是《钱蕙荪》,全篇的主要内容就是九首诗歌和梁生写给钱蕙荪的长达1000字左右的长信,占去了全篇一半以上的文字,炫耀诗文才学之用意十分明显。这些特点都是传统小说所具有的,所以,我们应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王韬的《聊斋志异》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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