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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文字学中“三书”对“六书”改造的合理性

来源:六九路网
浅析中国文字学中“三书”对“六书”改造的合理性

“六书”是战国末年出现的文字学理论,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其中并没有对六书的含义作出解释。直到西汉末年,才有了刘歆《七略》中的:\"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其后有郑众的《周礼·保氏》注中提到的“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序”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

1无论是刘歆还是郑众、许慎都在其著作中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六书是是也。\"○

造字之本, 即造字的规律和法则, 尤其是许慎将六书进一步系统化,他认为六书都是从造字的方法上来说的,所以, 通过六书也就可以了解汉字造字构形的法则和客观规律。这种思想对后世文字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许氏的“六书”并非十分完善和严密。其立足小篆, 参以古籍, 从探求汉字的本义入手, 企图寻求古人造字的意图, 研究字形与词之间存在的规律。从而

1在其所归纳的了解汉字的构形法则, 引导人们正确地根据字形求索词的信息。○

六种法则中,转注的界定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 所举的例, 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其在书中所举的示例有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在“会意”中其所举的“信”,“人言为信”见于《谷梁传》,似乎很有道理,但从现在眼光看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而“信”字,只能是从言人声的一个形声字。至于其所谓的假借, 实际上并没有体现为字的构形, 似乎更难以自圆其说。

到了清代, 小学大师戴震对许氏的六书进行实质性地改造。他提出的“四体二用说”即象形、指事、谐声、会意为书之“体”,乃造字法。转注、假借为“二用”, 即用字法。而后其弟子,“说文四大家”之一段玉裁对此大加弘扬,从文

字、声韵、义理三方面考证, 否定假借和转注为造字法, 而是用字法, 与其师相

2 唱和。于是“四体二用”为广大学者所接受。○

“四体二用”不是立足于汉字产生孳乳这一历史过程, 而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观察, 以结构类型来寻求造字之法, 甚至离开造字法则和规律来谈汉字的构形, 是缺少根据的。应该指出,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四种结构类型,亦是造字之法, 构形之法。但转注和假借不能简单说成是用字之法, 尤其是假借, 在造字

3 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受“四体二用”的影响, 现代学者唐兰着眼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划分, 提出了新的汉字构造理论“三书说”。他认为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涵盖一切中国汉字,“不归于形, 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声意是文1 字的三个方面, 我们用三书来分类, 就不允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但是唐兰只着眼于汉字构形, 静止看待形音义的结合关系, 简单以类型框架归类, 忽略了造字伊始之时为语词谋求书写的实际背景。所以, 裘锡圭先生指出唐的“三书说”有诸多的不足。之后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对唐氏 “三书”进行改造, 赋予新的内容, 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假借必须列为

3裘锡圭对此予以肯定, 认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 象形、象意应该合并为象形。○

为陈氏的“三书说” 基本是合理的, 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他进一步将汉字归纳为“ 表意字”、“ 形声字”、“ 假借字”三大类型, 他说: 表意字使用意符, 也可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 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

2 这样分类, 眉目清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 可以称为半表意字或意符音符字! ○

楚, 合乎逻辑, 比六书说要好得多。

掌握裘锡圭的“三书说”,必须首先准确理解假借。假借是无关造字构形的,故将它称为汉字的基本类型, 而不是结构类型。假借是不造字的“造字法”,说他不造字, 就是指假借并没有体现为造字中的构形, 即就字体结构来说,众所周知,创造文字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标写语言中词语的书写表达符号, 而许多抽象的事物难以造像, 具体的事物难以刻画, 即汉字的形体无法直接表现其意义。为了表达语词概念、记录语言, 假借字便应运而生。换句话说, 它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譬如“所”字, 《说文》云:“伐木声也,从斤户声。”本为表达锯木声这一概念而造的字,读hǔ, 《诗经·伐木》:“伐木所所,”《毛

传》:“ 许许”。假借为处所、地方,于是处所这些概念具备了“所”这一固有的形体。这里假借满足了词语表达的需要, 其实质即为造字之法。这种一字记多

3反映了汉字以词的现象即字符音化现象, 充分反映了词汇的文字发展的规律。○4因此, 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字表意并逐步走向表音的发展趋势。○

造成的困难, 只有一条出路即采用表意的方法。这就是借用某个字或某种事物的图形来作为表音符号, 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相近的词。这样, 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 也就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种方法即我国传统所称的假借, 用这种方法为词配备的字就是假借字。

裘站在汉字孳乳产生这一实际的历史过程去合理改造传统“六书”,不像唐兰那样只着眼于汉字形体结构, 干脆将假借排除在“三书”之外。而是以表意字、形声字囊括汉字形体构造, 以假借字照顾文字创造的实际情况即先民的思维心态和社会发展, 使无字形可表达的语词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所以说裘锡圭的“三书说”对汉字构形原理和字形特质的研究是细致而深刻的,引导人们摆脱了汉字研究的思维定势, 拓展了视野,为汉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参考书目:○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

3殷寄明《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

4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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