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史学发展

魏晋时期的史学发展

摘要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史学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确立、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的开拓与史学思想的进步，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魏晋时期 史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做混乱的一个时代。两汉大一统帝国的崩溃，造成了政权的频繁更迭，整个中华大地上遍布各种封建割据势力，充斥着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战争。从东汉末年至隋建立的三百六十余年当中，玄学道学的相继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儒学的沉浮使得当时的文化状况和意识形态十分复杂，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也是从这时开始，史学才开始脱离经学的范畴，成为一门的学科，魏晋也成为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

自有史书起至两汉魏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完完全全是经学的附庸是经学的一种副产品。《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被人熟知，而其实际上最本质的应该是鲁国史书；很少有人知道五经之一的《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而在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史记》最初也不被人当作史书，而是被认为是《春秋》发展，被称作《太史公书》。西汉著名目录学家刘歆所编的《七略》没有史部这个门类。之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更是把史部的书籍附于《春秋家》之后作为《春秋》的延续。后世认为《汉书》不立史部皆因秦汉之际，史书不多。而实际上相较于《五行家》《兵权谋家》的少数篇目，五百多篇的史藉足以立部。因此《汉书》不立史部的原因在于当时没有史学的概念，把史学当作经学的一个分支。到东汉末年 作为两汉最高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发展停滞，本身僵化，失去了活力，已经不再适应于社会，丧失了原有的地位。有基于儒学的衰弱，在儒学高压下的各家思想开始抬头，经史分流的趋势开始出现。在三国时代，出现了与六经相对的“三史”一词，简言之就是“经史”，二者的并称是魏晋史学的一个新名词，这说明史学与经学已具有同等的地位。而宋元嘉年间玄、儒、文、史四学馆的设立，肯定了四种学术的价值，更说明了史学的地位。这是史学脱离经学禁锢的重要的发展阶段。直到《隋书·经籍志》把《史部》明确的标出，使史学成为完全的科目。

随着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的学科，与经学一样，史学被广泛传习，史注也开始产生。与经注为了明了经中义理，而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现不同，史注是为了达事，以史实补前史之阙以明事。为了实际的讲授需要，魏晋之际也有解经训诂式的史注，被刘知几称为“儒宗训解”的史注，满足史学传习的要求，成为魏晋史注的主流。而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出现则完全脱离了经注的形式，摒弃经学的影响，专注于对历史事实的补充，更具史学的性格。以《三国志注》为例，《注》有四种体例，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体例可归为两类，一是补阙与备异，用于对史实材料的归纳和处理，以帮助读者理解史书史实。

一是惩妄和论辩，是对史学著作材料的考辩异同与真伪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历史时间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以“臣松之案”与“臣松之以为”为表现形式。“臣松之案”与“臣松之以为”可以视作裴松之的自注，也是《注》的精华所在。这就与经注单纯对经书内容进行解释的片面注疏完全不同。经史分途发展至此，史注洗涤了经注的糟粕，有经义的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索与讨论。

现在大学里有一句话“文史不分家”，这句话表明了文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又来已久。东晋，在经史分途的转变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文史”这个新的学术名词。与史学不同，两汉的文学不被经学家所重视，反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东汉末年儒学失去原有的地位之后，文学便趁势脱颖而出，树立起一面大旗并出现许多行的形式。建安时，建安文学渐渐脱离宣扬人伦正教的工具，打破了儒家思想的桎梏，形成具有性格的学科。到东晋，文学与史学相结合，形成了“文史”合流的新面貌。“文史”合流的出现实际的史书不仅使用，而且也具有一定得文学价值，使史书辞藻更加优美，读者更能接受。《史记》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文学与史学的完美结合。“文史”合流加速了“经史”分途的进程，加快了史学的。

史学从无到有，从经学附庸到独树一帜，可以说魏晋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魏晋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造就了真正的史学，没有魏晋时的经史分途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经过魏晋的发展，到《隋书》把史部单列出来，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林国妮：《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魏晋史学的变化》，《兰州学刊》，2009年 02期 3. 庞天佑：《玄学与魏晋史学》，《中州学刊》，1999年 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