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例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1

【关键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5.结语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2

关键词：内部控制 现代启示

贾府历经了百世繁华，最终走向落寞与其家族内部管理方式不完善有极大的关系。管理因科技文明的进步得以迅速发展，而内部控制则是管理发展的现代产物。本文根据COSO报告中的内部控制五要素来分析贾府的管理方式，通过对贾府由盛到衰的内部管理问题的根源分析，希望汲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贾府内部控制分析

（一）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对企业的运营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明确指出控制环境包括治理结构、人力资源、内部审计、职业道德修养与专业胜任能力等内容。

贾府拥有自己独特的治理结构，该结构明确规定了家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是管理者进行日常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在贾府中，贾母处于权力塔尖，同时贾母放权给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将权力交予王熙凤。这样，在家族管理过程中，相当于王熙凤执掌着管理大权。王熙凤在理家过程中，又适当地将采购权、人事管理权交予吴新登夫妇与林之孝夫妇。由此可以看出，贾府的这种治理结构既有直线制结构，又有职能制结构。直线制结构的特点是集权力于一人，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职能制结构则可以进行适当分工，有利于建立有效的工作秩序。这其中王熙凤集各种管理大权于一身，一方面事务繁重，劳累过度，另一方面又手段强硬，妄自尊大；而吴新登等人虽有分管事权，但最终决策往往还需向王熙凤禀报。由此可以看到贾府的治理结构虽有其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家族的运行效率，实现了科学管理。

在腐朽环境的影响下，贾府的用人制度可谓是漏洞百出。现代管理学提倡以人为本，合理的人力资源能让员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然而贾府的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贾府的用人制度赏罚不明，裙带关系严重，并且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比如，宁国府中“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黔束，无脸者不能上进”；贾芹倚仗凤姐的脸面，管理铁槛寺（贾府家庙）的银钱事务，为王称霸；而有管理才能的贾芸三番五次向凤姐求情才谋得监种花木的差事。这几个事例反映了贾府的管理层在用人时不顾个人才能，赏罚不明，从而影响了贾府的管理效率。

与现代大多数企业不同，贾府严重缺乏内部审计制度，缺少定期检查资金如何运转以及运转是否合理的有效机制。内部审计是对组织中各类业务和控制进行的监督，并且可以让企业更健康地发展，但是贾府管理层却忽视了内部审计的作用。书中关于贾府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内部审计制度的缺失，导致贾府财务管理混乱，加剧了贾府衰败。

（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包括风险的识别、分析与应对，是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有效手段。贾府的经营目标是保持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世家风范。虽然贾府中大部分人缺乏对风险的认识与防范，但仍有人保持着居安思危的清醒意识，甚至有人对风险应对的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纵观整个贾府，秦可卿是第一位具有风险识别意识的人。在第十三回中，秦可卿临终托梦给王熙凤：要趁今日富贵在祖茔附近多置房舍地亩，为子孙留个退步。而在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也意识到贾府正面临着入不敷出、消耗殆尽的衰败风险。然而，王熙凤等人在识别风险后并未作出合理有效的防范，仍然做着永保无虞的美梦。倘若贾府能够尽早预防风险，为子孙留下退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防制度，即便不能依旧钟鸣鼎食，也不至于沦落到树倒猢狲散的下场。

为了应对贾府的经济风险，“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改革大观园，实施了土地“承包制”。在此制度中，探春等人将大观园中的花圃鱼塘承包给几个老实能干的老妈妈，以后每年生产的瓜果鱼虾变卖成现银后，只需按定例上交，其余所得任凭她们获利。“承包制”这一创新之举，既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又为贾府开源增收，让本是“消费者”的大观园一年有了四百两银子的额外收入；同时还省俭了找人修理的工钱，又节省了开支。这样一举多得的管理手段，为岌岌可危的贾府带来了一线生机。

（三）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是指被审计单位用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其交易和事项的财务信息系统。在现代企业中，账簿记录是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企业提供了准确完整的信息，在存货盘点、银行对账、财务报表审计等业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中贾府的信息系统主要通过账簿记录来反映，账簿记录最早出现在第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书中关于账簿记录的描述也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账簿记录对贾府的内部控制具有重要意义：账簿记录不仅能够保证财物安全、记录资金流动，并且为以后相似的业务提供了处理依据，贾府的账簿记录完善了其家族内部管理。

（四）控制活动

企业的控制活动主要包括审核批准、预算控制、实物控制、职务分离等和程序。控制活动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否有效应对未知的风险。曹雪芹在第十三回、第十四回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贾府的控制活动。

在审核批准方面，贾府执行的流程大致是这样：妈妈们向管理者申请领取物品或银两，管理者审核无误后，发放对牌，买办见此对牌，支取银两物品。在这个流程中，对牌相当于许可证，不仅避免了口头传达的错误，而且规范了审核批准过程。在预算控制方面，贾府制订了月例制度，保证了财务收支的合理性、合法性，节省了贾府不必要的开支。而在实物管理方面，王熙凤主要通过责任制来进行实物控制，且效果显著，对实物保管起到监督控制作用。

职务分离就是分离两项及以上由同一人担任可能发生冲突的职务，王熙凤十分清楚这一点。当老妈妈张材家的领取工钱时，她先上交帖子，王熙凤核对后发放对牌，同时命彩明登记账簿；然后张材家的把对牌交予买办，买办收回对牌后支取银两。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王熙凤有效地实施了职务分离：比如财务单位（买办）与申请人分离，账务记录人（彩明）与财务单位（买办）分离。这样将不相容的职务进行分离，不仅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又防止买办与申请人、账务记录人的舞弊勾结，谋取私利。

（五）内部控制监督

内部控制监督是评价内部控制在一段时间内运行有效性的过程，该过程包括及时评价控制的设计和运行，以及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必要纠正措施。贾府中的控制监督只发生在上级与下级之间，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监督则屈指可数，这里就不做过多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贾府的管理方式喜忧参半。贾府纸醉金迷的家风、内部监督的缺乏为以后贾府的衰败埋下伏笔；但贾府的内部控制也有闪光点，如职务分离、探春改革等在不同程度上延缓了贾府的衰败。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么我们应该从贾府大厦倾颓的结局中得到什么启示？

二、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一）防止过度集权

虽然贾府的治理结构采用直线制与职能制，但是两种制度并未有效地融合，导致王熙凤独揽大权，肆无忌惮。以王熙凤的心计胆识，怎可能不贪赃枉法。由此表明，公司高管的权力越集中，内部控制实施的有效性越容易受到权力结构的冲击。所以现代企业应将权力适当分离，相互制衡，这样既能维持企业的良好运转，又能提高经营效率。

（二）改善用人制度

贾府的用人制度不完善，并且缺乏相应的奖惩制度，只有探春改革大观园时采用了一些激励。所以在现代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中，要尽量避免任人唯亲，多聘用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这样企业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另外，企业还应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尊重员工的劳动，激励员工，培养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使企业更加富有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重视风险提示

面对贾府惨痛的教训，现代企业应当查漏补缺，根据环境的提示，评估企业将要面临的风险，重视经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高防范风险能力。即使将来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也可实现持续经营，维持稳定发展。居安思危，不断改进，才能避免落得如贾府一样衰败的下场。

（四）加强审计监督

从现代内部控制的角度来看，贾府的衰败与其内部控制监督的缺失、内部审计制度的匮乏有着极大的关系。良好的内部审计制度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前提，审计制约性、促进性的功能可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有效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可以防止企业内部，财政舞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一旦监督体系发现问题，企业可以及时改正、弥补过失。

（五）汲取儒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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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教育思想 科学精神 当今物理教学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犹如一泻千里、滚滚东去的长江，气势磅礴，奔腾不息，从未断流，而且代有潮涌，蔚为壮观。其间在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优良的传统，有以孔子为代表的不同时代和不同风格的大教育家。中国古代的儒家教育思想犹如明亮之星，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但吸收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杜威的学说，还汲取了我国古代孔子儒家学说的精华，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论”[1]。。儒家教育思想里蕴含的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当代物理教学仍有指导价值，我们当代的物理教学很需要这种科学精神的浸润与濡化，物理教学在其指导下能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与能力水平，让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一、强调实事求是

在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书、数”属智育范畴，而“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数学与天文知识的应用）；对于教学内容的实施（教学过程）孔子则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知识学习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过程（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过程）。可见，孔子对于智育并非只强调书本知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同时强调知识应用能力，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显然，这与科学精神不仅强调知识学习而且强调实际能力的要求不谋而合，当代物理教学需要这种传统教育理论的指导。在自然界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以用物理原理分析和说明。如站在行使的火车旁的人容易被推入铁道而发生危险。我带学生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在水平面上放上两个相距10cm左右的乒乓球，利用气管在两球间沿水平吹气，两球做相对运动而相互碰撞，再说明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大它们附近的气流就越小。若人在火车旁边，就会受到铁路外面较大的空气压强作用，把人推入铁道而发生事故，特别是在隧道更危险。又如：“怎样旋开玻璃瓶子上太紧的铁盖？”铁的膨胀率比玻璃大，当铁盖和玻璃盖瓶口升高相等温度时，铁盖的直径增加比瓶口大。如果把玻璃瓶倒置，以开水泡铁盖一会，趁瓶口的玻璃仍未来得及膨胀时，就容易把铁盖旋开。物理知识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比比皆是，例如电饭煲、电冰箱的原理与制造；高压电缆上的绝缘子做成一节节是因为这些绝缘子是陶瓷制成，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仍会积染灰尘污垢，而这些污垢会传电，做成一节节的形状，就是为了增大漏电沿表面“爬过”的距离，从而增大绝缘子的电阻，避免漏电；农民用盐水选种，是为了选出结实饱满的种子提高产量；有“森林医生”美称的啄木鸟为能捕食隐藏在树皮下的害虫，必须凿开树皮，因此要求啄木鸟的喙对树皮能产生较大的压强。由压强公式可知，在受力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即使压力不是很大，同样可以产生较大的压强，使它容易凿开树皮。

二、蕴含坚韧不拔的精神

儒家“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思想培育了中国与东亚民族刻苦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只有具备坚韧不拔精神的人才能摸索出科学的探索科学的探索方向，物理教学中有丰富的物理学史和科学家坚韧不拔的事例，比如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从15年汤姆生巧妙地发现电子到1935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为止，才算对原子的结构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这是三代师徒（汤姆生—卢瑟福—查德威克）、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许多同伴经过40多年的艰辛劳动才得到的，特别是卢瑟福，学生曾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鳄鱼，并把鳄鱼徽章装饰在他的实验室门口。鳄鱼从不回头，张开吞食一切的大口不断前进，象征卢瑟福一种认准目标就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有前人的这种精神才有科学的今天、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这一代有这种精神，才会有科学的明天和民族的兴盛。居里夫人是晓喻世界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被人称为“镭的母亲”，一生两度获诺贝尔奖。在研究镭的过程中，她及其丈夫用了3年零9个月才从成吨的矿渣中提炼了0.1g镭。作为杰出科学家，居里夫人有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尤其因为她是成功女性的先驱，她的典范激励了很多人，她还能说出世上每克镭的所在地。这些对学生会有一定的心灵震撼，是一种感召。在物理教学中我们应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结合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

三、育为基础

儒家思想是以“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的。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做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即对大众博爱，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具体实施方法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亲人的爱逐渐扩展到周围人群，从而建立起亲密的人际关系。科学精神中的团结协作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阐述的中心是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科学精神和儒家教育思想是基本相同的。继承这些，对我国当今的物理教学非常有帮助。《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专门提出合作学习，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新课程改革把合作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要求教师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创造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精神和学习兴趣。在物理教学中巧妙地安排一些分工合作，让学生一起讨论、评价，取长补短，能很好地促进学生发展。有分工、有协作的合作练习，不仅增长了学生的技能，提高了课堂效率，更重要的是教会了学生如何与人相处，促进了学生之间情感的交流。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中唯我独尊。开展合作学习，让他们并肩作战，一起完成任务，可以让每个学生都认识到对方的重要，体会到集体智慧的力量，从而无形地培养学生团结互助的好品德。早在2007年，我就参与了“合作学习在物理教学中的尝试”课题实验，我结合斯莱文等人的合作学习理论及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策略”进行了物理教学改革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推进学校的新课程改革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实验教学中，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突破常规的实验教学模式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合作技能和培养合作意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一是将演示实验改为随堂实验。只通过教材上规定的几个分组实验，就达到熟练掌握基本操作技能是不可能的。为此，教师应把一些演示实验改为随堂实验，每小组都分到实验仪器，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完成实验任务。这样会使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同时发挥小组内部的互补作用，切实提高实验技能，增强合作学习意识。由于随堂实验具有时效性和同步性，能当场检验学生的实验结果，对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有积极的作用。二是开展探究性实验。探究性实验是学生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抽象获得结论的一种方法，通过“问题-实验-科学抽象-结论-应用”实现。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一些验证性的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三是开展设计性实验。传统的“照方抓药”式实验虽能提高学生的熟练操作程度，但不能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造能力与合作学习能力。教师可就某一实验题目或实验习题，将其物理原理告诉学生，让学生自己搜集有关的资料，设计实验方案，选择实验器材，自己根据设计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探究，最后获得结论或最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各小组学生都会冥思苦想，相互交流意见和想法，使合作学习充分得到体现，合作意识得到增强，培养学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4

    【关键词】沟通;心态;感知;人际关系

    50年前,因为世人多是还没做就开始说,说了也不一定做,而闻一多先生是做了才说,甚至做了也不说,臧克家盛赞闻一多先生是行的巨人,言的高标。但今天我们不再希望成为这种埋头苦干的行的巨人,想要能干更希望会说。可谓上到,下到企业,无一不强调沟通重视沟通。作为个人,现代人更是把沟通当作了生活的一种基本技能,和谋求事业成功的基本工具。沟通成为当前管理培训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到处在讲沟通,到处在谈沟通。但是,我们的管理课程,大多过于强调沟通技巧,几乎给人一种错觉,觉得学习沟通,就是学习沟通技巧。对此,笔者一直心存疑义。沟通技巧是沟通能力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吗?难道只要沟通技巧提高了,沟通能力就自然提高了,所有的沟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吕氏春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绵,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不如用丝带。”邾国的国君说:“好吧。”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用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公息忌说:“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是因为他家中制作铠甲都用丝带。”国君听后很不高兴,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整件事听起来挺可笑的,但相似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为什么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建议,连听众和说者都没变,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国君心存猜忌之前是有忠心为国献良策,在国君心存猜忌之后成了存私心为己谋私利。我们知道,不是话变了,也不是建议变了,甚至于也不是时势变了,是听的人的心态改变了。一旦心态改变,它所感知到的,所能感知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沟通是一种感知。也就是说,沟通不取决于信息的传递者,而取决于信息的接受者。因为沟通依赖于信息的接受者的感知,是由信息的接受者的感知最终决定沟通能否达成,以及最终达成的是什么样的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不论你如何会说,说得多漂亮(采用其他沟通形式,例如说和唱,也一样),你并没有实现沟通,也不可能实现沟通,因为你只是使接受者可能或不可能感知到什么。最后的沟通依赖于接受者是否能够感知愿意感知,以及感知到什么。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感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首先意味着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总是一个整体,个体特征只可能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正如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分为手、脚、头和躯干,我们不能把语言和姿态、口气、环境、文化和社会因素分开。当我们在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这句话,听到的是这句话背后的很多很多。我们不仅听到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还听到了说话者的语气和姿体语言。。沟通中有句谚语:“每一次的沟通都影响着人际关系,每一份人际关系又影响着沟通。”这句话在生活中时时得到印证,可说是沟通中的真理了,其心理学的机理也在此。当我们听到别人谈话时,我们和说话者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对说话者意图以及可信度等的推断和假设,最终影响我们对话语的感知。也就是说,我们在听话时还听到了我们和说话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即便语气情感完全一样,听到我们耳中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公父文伯的人,在鲁国做官,病死之后,有两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公父文伯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悲伤哭泣。随嫁的侍妾说:“哪里有儿子死了母亲不哭泣的?”公父文伯的母亲说:“孔子是个贤明的人,被鲁国弃置不用,去周游列国,文伯却不去追随。如今他死了,侍妾却为他自杀。可见他对有德的长者不亲近,对侍妾却宠爱过度了。”这话出自母亲之口,大家都认为这母亲很贤明,但若是这话出自他的妻子,恐怕我们感到的多是妒嫉。为什么?因为说话的人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对于他们的语气和假定就不一样了。对于母亲,我们认为母爱最无私的,天下会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而对于妻子我们常常假定这种对于丈夫的情爱是自私的独占的,很多时候还有着利益的结合在其中。

    记得一次因为处事不当,我被人误解了。想要解释希望能消除误会,但是话说出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不能取信于人,只好放弃。当时很难受,和父亲说起。父亲淡然的笑笑认为很正常,只是指出了我的不对之处,希望我以后能处理好,说道:“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的话该说,有的话不该说。有的话是真的是对的,但它仍然不必说,甚至不该说。决定话该不该说的不是话是否真实,或者是否正确,而是时间、环境、场所,特别是你说话的对象。”

    确实,同样一句话,只因为说的人不一样,或者听的人不一样,得到了的结论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更别说还存在说话的时间、地点、场景的差别。

    后来在听首席华人管理专家余世维博士讲有效沟通的课时,听到余世维博士说道:“沟通首先要把握三点:①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②什么话说起来有技巧,什么话说起来没有技巧;③什么说话的能力要加强,而什么说话的能力不需要加强。”对父亲的智慧不由更加折服了。

    讲到我的父亲,父亲学的是国文,根本不知道管理为何物,而且已退休多年,由于家庭教育的原因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世人眼中是一个已经远远落后时代有些迂腐的老人。为什么他能够无师自通的体悟到这个沟通要旨,而我这个学习管理花了相当的时间研究沟通的现代人却无法领悟?我想,这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建设,强调做事先做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其代表人物孔子就把治国平天下追述到齐家,又由齐家追述到个人的修身,认为人管理好自己是管理好社会的前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除了一个人应该如何遵守社会秩序维护家庭和谐安身立命的规矩之外,也包括了很多处世的智慧。孔子就曾说过:“不察颜色而言者瞽”(意即不察言观色就开口说话的人与瞎子没有什么差别),认为人应该看人看时看景说话。据史记记载,孔子在自己的乡里,容貌恭敬温厚,好似不大会说话的样子。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时,却言辞明晰通达,只不过态度还是恭谨小心罢了。可见,孔子自己就是个深谙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什么说话的技巧需要加强,什么时候说话的技巧不需要加强的智者。

    林语堂曾这样评价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中国国学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中肯的,很深刻的。

    关于感知我们还知道,我们只能感知到我们感知范围以内的事物。正如我们不能听到一定频率以上的声音一样,我们觉察不到超出我们的感知范围的事物。人性决定了,我们倾向于看到我们期望看到的,听到我们期望听到的,对那些与我们的意愿不符合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当沟通双方存在误解,或者是相互缺乏信任时,沟通往往完全失效,甚至最真实的话也会受到排斥不被采纳。我们知道,当我们对一个人失去信任后,我们不止不再相信他的某一方面,我们不再相信他的整体,包括方方面面。我们不但不再相信他的话,还会在他的话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证实自己的不信任,使不信任进一步加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人际关系是最经不起揣摩的,一旦有了猜忌开始揣测,裂痕只会愈来愈大。但是,可悲的是,人际关系也是我们最爱揣摩的。这或许也属于人生的可叹。

    由此笔者认为,沟通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构建,学会处世是有效沟通的前提。认为只有在懂得如何为人处世的前提下,对于沟通的技巧学习应用和提高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语堂,孔子的智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M]

    [2]赵蕤,反经,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 [M]

    [3]余世维,有效沟通:管理者的沟通艺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M]

    [4]曾仕强,圆通的人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M]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5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党的十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与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思想成果一脉相承。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是促进者、组织者、发起者，学生能利用各种条件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建构。

【教学内容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是通过传统文化进行涵养的。本节课力求用中华传统文化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在全面理解友善内涵的基础上，首先用儒家关于仁和人性善恶的探讨解读为什么要践行友善，之后在体验身边的友善基础之上，用儒家学说中的知行并重和宋明理学中的知行合一探讨怎么样践行友善。

【教学对象分析】

我校初一年级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友善有着基本的体会和感悟，对于善恶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判断和辨别能力，但还不能全面、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对于友善为何成为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以及中国价值观的传承并未进行深入了解，在实际生活中的修身善行方面尚且存在不足，不利于“友善”价值观的践行。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感悟到友善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热爱并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能力目标：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增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主动性，力求做到知行合一主动践行友善。

3．知识目标：知道友善的基本内涵；了解中国历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观点；知道“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理解“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知道“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理解“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难点：理解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性。

【教学方法】

讲授法、自主探究法、情景感悟法、启发式教学法等。

【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六尺巷》。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清朝康熙年间，安徽桐城，大学士张英的府邸与吴姓庭院为邻，两家庭院是共用一堵墙，平日里也相安无事。一日，两家因重修府邸时所用的宅基地的院墙起了争执，怎么办呢？去县衙让大人评评理吧，可两家都是官宦人家，县衙大人两方都不敢得罪，也丝毫不敢偏袒，于是争执数月也难以定夺。可这么耗下去也不是事儿啊，于是张家人想了一法儿，不是咱京城有人嘛，派人快马加鞭给张英送了一封家书，张英阅罢，立即给张家人写了信并寄回。

设问：“大学士张英是怎么回的信？”学生思考并回答，可能直接把那首诗回答出来。

教师将回信进行展示并设问：“你们猜，今天这地儿还在么？”学生猜测并回答。师：没错，今天这地儿还在，不仅在，而且成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成为了安徽桐城一张响亮名片。

。

2．释义友善。

设问一：“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理解友善的？”

设问二：“同学们刚才针对友善都谈了自己的相关见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辞海关于“友善”是如何注释的？”

设问三：“咱们学校刚刚结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班会的评选活动，大部分班级都选取了友善作为班会主题，同学还记不记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友善”是如何界定的？”

通过聊一聊、说一说，拉近学生与上课内容的距离，帮助学生认识友善，使学生明确友善的内涵。

过渡：友善不只是今天提出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体系，而这个道德体系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3．追溯友善。

设问：“儒家有一个关于道德标准的‘五常’，谁知道这五常指什么？”

学生思考讨论并回答。

师：“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道德标准，那么老师考考你们，这儒家五常里哪个最直接的包含了关于友善的道德要求？

学生讨论后可能大部分都说仁，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师：到底说得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关于五常是怎么解释的？

师：首先结合学生的现实体验进行“五常”内涵的释义，最后指出，在这五常里，仁是最基本、最普遍、最高的道德标准，它的内涵也比我们刚才说的丰富，它最直接地包含了关于友善的道德要求。至于是否准确，咱们同学回去查阅一下相关的材料，我们下节课再进行探讨。

通过儒家的五常的道德要求切人，使学生能对儒家的至善“仁”有最基本的认识，从而看到儒家道德体系中善的影子。

铺垫：观点罗列并碰撞。

通过学生熟知的《三字经》引入到本课，接下来探讨的主题“人性本善”，以及与孟子的“性本善”相对应的观点——荀子的“性本恶”。

设问：现在老师想听听咱们同学的看法，你们是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你们更倾向于哪一种观点？

学生在小组探讨之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的认可“人性本善”，有的认可“人性本恶”，有的认为“人性既善又恶”，有的认为“人性既非善也非恶”（详细回答略）

。补充说明，刚才同学针对人性善恶都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老师想补充一点，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既善又恶以及人性非善非恶并非完全对立的，这是历史上存在的关于人性探讨的几种基本观点。

。

探讨一：性本善

引导：孟子究竟是怎样说明人性本善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首先得了解孟子所探讨的人的本性或天性是什么啊？

师：人生下来就需要吃饭、睡觉满足各种生理欲望，但这不是人之本性，而是人之本能，因为动物也有这些追求。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同学思考并回答，可能大部分同学指出意识、思考和发达的大脑……顺势进行引导：在这个基础上，孟子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且在他看来，这四心人皆有之，若没有，便不能称其为人。而这四心便是人之本性，孟子称之为“良知”，人性之善，也就体现在这四心上。

创设情境：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儿掉进了井里面，我们会产生什么心理？那么你们的这种同情和怜悯是为了讨好小孩儿的父母吗？是为了在社会中获得好的名声吗？

因为这完全是发自于我们每个人的本性，这也是我们人性之善的体现。所以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不向下流的。

追问一：既然人性本是善的，那么为什么社会现实中还存在恶行？

追问二：后天环境的外在影响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外在环境的影响就一定会出现恶行吗？

师总结：所以由此可知，不管一个人是否做出了恶行，内在的善心和善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孟子提出，人可以通过“存其心、养其性”，保存自己的善心，涵养自己的善性而实现善。

探讨二：性本恶

引导：我们探讨完了人性本善，那么荀子是怎样说明人性本恶的？

师：荀子认为：“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人性本恶，他的善，是人为的。（对于学生理解“伪”可能是伪装进行纠正）

追问一：既然荀子说人性是本恶的，那么社会现实中就是恶行遍地了，是这样吗？

追问二：那我们该怎么做才不至于出现恶性外化于行，导致恶行遍地？

师总结：虽然苟子认为人性是本恶的，但是人可以通过“明礼仪以化之”，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实现善。

诱导性设问：通过刚才关于孟子和苟子人性善恶的探讨，我们是否可以总结出，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主流观念是什么？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师总结：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还是后代的其他的儒学思想家，大多是向善的。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体会友善。

？

。

师讲述“光头行动”的故事，江西宜春学院有一位罹患白血病的大三女学生，她的身边出现一群充满友爱的同学，为了让玉梅不因为光头而尴尬，他们班26个男同学集体剃了光头。假设说一个因白血病而成为光头的女学生在咱们班，我们如果是作为她的同学该怎么办？这个故事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友善有什么启发？

学生自我反思

师总结：践行友善不仅需要善心和善性，还需要善行，需要方法。

过渡：除了我们前文中所探讨的善恶问题，知行问题也是儒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

5．践行友善。

思考：知是什么？行是什么？

师：一般情况下，知指认识和知识，行指行动、行为，但儒家最重视的问题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在儒家看来，知是：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行指人的道德行为和伦理实践。

思考讨论并回答：知和行谁在先谁在后？谁更重要？

学生针对知行关系纷纷给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知先行后，行先知后……

师：至于知行关系，实际上，历代儒家大都主张知先行后，但这并不是说轻视行动，恰恰相反，儒家非常重视道德知识引导下的道德实践，并且中华传统文化在整体上也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强调学以致用。对行动的重视在孔子那里表现尤为突出，子日：“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是强调知行并重的，甚至是更加注重“行”。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到了宋明理学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王阳明，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思想。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真正的道德观念，必然会引发道德行为，而每一个道德行为，一定同时包含着相应的道德观念，知行在本质上是合一的。

6．总结提升。

今天，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这个主题，回溯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最后的落脚点——友善的践行，便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善恶问题和知行问题结果的融合，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仁心善行，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便是友善，它也是我们当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课堂反思】

收获：在这节课中，学生会有一些收获，不仅是知识上的认识，更多的是对友善这一价值观的思考。作为学生应该意识到，友善不仅仅是今天才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它是自古就被社会倡导的，因此在现代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具有了民族根基和文化认同。。

不足：因为本堂课是将当下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友善溯源，因而文章最终落脚点是思想品德课程还是传统文化探究课我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最终使得本堂课的定位不够准确。

【专家点评】（黄京，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政治特级教师）

本节课是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教师独特的视角，深刻的认识，精心的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本节课的逻辑线索清晰。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引入友善的内涵，再由儒家思想中的“仁”及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引导学生认知为什么要提倡友善？之后带领学生在体验身边的友善基础之上，用儒家学说中的知行并重和宋明理学中的知行合一，探讨怎么样践行友善。这样的流程设计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的形成。

其次，本节课注重认知的课堂生成性。教师通过环环紧扣的师生互动，生生合作、讨论交流的学生系列活动设计，使学生在活动中自主地生成认识，遵循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最后，本节课开放性的设计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教师在践行友善环节的处理上，以问题为先导，使学生在思维碰撞的辩论中激发深层次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关于儒家思想的事例范文6

关键词：郭象 “至正”论 自生 自性 西晋士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2-0086-02

。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郭象的玄学主张，主要表现在《庄子注》中，其理论学说为西晋士人的社会现实行为提供了依据，并为后世玄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郭象在《庄子注・骈拇篇》云：“物各任性，乃至正也。”又说“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在这里，郭象明确提出“至正”思想。“至正”，即物自性，只要能各任其性，就是合理的存在。所以，“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齐物论》注）

一、自生

庄子是讲究空无观念的，《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之后又说：“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郭注曰：

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尔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庄子从“咸其自取”推向不可知，而郭象从“咸其自取”推向自生。“无”不存在，则不会生“有”；“有”在未生成之前，也是“无”，当然亦不能生“有”，两者不能相互转化。那如何解释万物的存在问题呢？万物又是谁生的呢？

对于此问题，郭象导出物自生的观点。《庄子・天地》曰：“奏出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无形。物得以生，谓之得。”庄子认为，“无”是万物的本源，它无形无象亦无名，生成万物，叫作“得”。但郭注曰：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营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谓德也。

郭象说一之所起，并不是“无”，而是“至一”。这里的“至一”，就是物自生，“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

接着，他又在“道”的存在问题上对庄子学说进行了改造。《庄子・在囿》：“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郭注曰：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

无也，岂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

这里，不是“无”的“道”使鬼神称神，而是鬼神自神；也不是“道”产生天地，而是天地自生。

二、自性

庄子讲万物与我齐一，个体与个体是相对的，无差别的。《庄子・齐物论》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郭注曰：

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及，则形大未为有馀，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

万物万形，同于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无所言。

物之自然，各在“性分”，若能“性其分”，则为一种最合理的状态，郭象将庄子的齐物论同样也归于物自性。在《庄子・骈拇》之后，郭象提出“物各任性，乃至正也”的哲学思想。人之骈拇多少，是人自己不能决定的，是自然之“物性”，那么人事领域的“物性”又该如何呢？

《庄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存之，穷达富

贵……命之行也”，郭注曰：

其理固当，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为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

一切人事的变迁，也是“理自尔”，郭象把这归之于“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既然说物自生、自性，那么就要顺应物质性，不能违背自然之“性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要适性、称情。把一切看作是自然的，顺万物之情，便是合理的，人不能纠正或改变它。

可见，郭象的“至正”论，承认物自生、自性，强调的是一种物的个体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自生的，而不是它生的，前者强调共性，后者重视个性，所以此“合理”非彼“合理”。

三、“至正”论对西晋士风的影响

西晋一朝，士人普遍不婴事物，口谈玄虚而又入世甚深，既利欲熏心又享有很高的声名，出世与入世并不矛盾。那么这种现实行为又有何根据呢？郭象的适性、称情主张，为西晋士人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关于不婴事物的事例，在晋代比比皆是。这些行为无疑与儒、道各不合。儒家传统思想认为，聚财敛货有违君子之道，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儒家思想重义轻利。道家也强调轻利思想，老子重无欲，庄子讲无欲之外，否定一切外物存在的必要性。可见，晋人不婴事物，好谈玄虚以及贪财好利的行为，违背了两家的思想。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则“三语掾”的故事，后人多认为西晋士人谈玄，已和名教与自然化而为一。从当时谈玄名士乐广来看，他也是肯定名教的。《世说新语・德行》载：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由乐地，何为乃尔也！”

纵观西晋一朝，虽然提倡名教，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何没有起到纠正时弊的作用？。名教与自然都是一种存在，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不应该以此正彼，也不应该以彼化此，这当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西晋中期到永嘉以前，并未发生名教与自然的激烈冲突事件，原因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

[1]郭象 注.成玄英 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刘义庆.刘孝标 注.余嘉锡 笺疏.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房玄龄 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