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17日 09:59

来源：求是理论网 作者：杜小安

中西文化比较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就已经展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进攻和挑战，在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之间，也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紧张关系。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中国的改革开放潮流与全球化浪潮交相辉映，使中国社会开始全方位地与西方文化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构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主张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与融合，辩证地处理古和今、中与外的关系，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克服了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又纠正了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立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立党和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一次次告诫全党全国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十分明确地强调必须长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条

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现的政治基础。苏联东欧剧变以后，邓小平更是崭钉截铁地提出“老祖宗不能丢”的观点，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清晰地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至高信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正是在这个根本信仰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胜利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伴随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实现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深刻融合，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一切受压迫阶级和民族寻求自身解放的精神支柱和指路明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指导思想，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基础。回顾近现代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后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陷入苦难的深渊，在国际上备遭欺凌。清王朝拯救不了中国，中华民国也无济于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面对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无数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惊人的革命气魄和献身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卓越超人的智慧才能把一个饱受压迫和欺凌的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伟大复兴，为人类的正义与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出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历史经验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光荣、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发展仍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应该充分尊重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挽救中华民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并在新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二、批判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主张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辩证地处理好“古”和“今”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推陈出新，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在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从文化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批判地吸取了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墨家、兵家思想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十分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人类文化传统。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逻辑规律的发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正确地去了解、批判、吸收和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与中国经济、政治国情相结合，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派的猛烈批判，“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震撼着中国大地，主张彻底反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一些主张百分之百地照搬苏俄模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言必称希腊”，走向死板僵化的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在1938年10月就讲：“我们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

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在这篇论著中，他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所谓民族的，就是指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强调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强调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积极价值。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方法上，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批判尊孔读经式的复古主义主张，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即“古为今用”。他说：“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十分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本人也特别注意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思想智慧和历史经验，把它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路线错误，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的观点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破四旧”、“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对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全盘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恢复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986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明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清晰地论述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2003年以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提倡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儒家讲“敬德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民水也，君舟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些古代思想都通过“以人为本”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下来。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就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优秀文化传统。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这都清楚地表明，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哲学界，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许多哲学论文当中，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发展历程，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的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和人生的尝试。他认为，今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将唯物主义、理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综合为一体；在方法上，他主张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他主张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张岱年先生继续阐发了自己的文化综合创新说。他明确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补，构建当代中国的新文化。他的哲学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说提供了一个纯学术的理论形态。方克立是中国哲学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与张岱年一起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被海内外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代表人物。当许多大陆学者在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时逐渐接受了现代新儒学的立场和观点的时候，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现代新儒学，旗帜鲜明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立场，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他尤其对蒋庆、陈明等激进派大陆新儒学提出的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潮进行了尖锐

的批评和抨击。近年来，张世保教授主编的《大陆新儒学评论》中收录了方克立、李维武、刘东超、张世保等人的评论文章近三十篇，多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立场有分量的批判性论文，对大陆新儒学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全球化时代，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宝库和财富，蕴含着丰富的修身养性和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实践“古为今用”原则的最充分的体现。

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果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主张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辩证地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主张立足本国实际而又面向世界，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自从中国文化被迫向西方文化开放以来，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各个领域对中国实施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为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教，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和勇敢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西方文化学习，从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一步一步迈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五四运动时期，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主张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积极吸取其优秀的文明成果，抛弃其反动落后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反对关门主义和盲目排斥主义。在文化继承的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者所推崇的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和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等，都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不同阶段的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从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中吸取营养，才能在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壮大自己的精神力量，推动历史向更加理想完美的方向发展。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作得还很不够。这不仅包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于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他强调，我们对于一切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收，决不能无原则地兼收并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洋为中用”思想的最准确表述。鲁迅当年曾经写过《拿来主义》一文，全面而形象地阐明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指出正确地继承和借鉴外来文化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条件。他批评了种种错误态度，主张对待西方文化不应该是一味地排斥或一味地接纳，而应该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批判地继承和选择地吸收，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完全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同志为总设计师开创的对外开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提倡的“洋为中用”的文化战略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正是由于我们党遵循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路线，大胆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管理经验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种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措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新鲜血液。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同时，邓小平从战略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待学习外来

文化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又说：“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特别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显然，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将那些西方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积极因素和精华学习过来，为我所用，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和先进管理经验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大课题。在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跳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旧框框，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通过经济的市场化、股份化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崭新的境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的规模和力度，中国的经济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2002年，党的十六大更加强调对外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创性地提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全球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要在经济领域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与活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今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了崭新的境界。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应该时刻捍卫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根本利益，反对任何无原则的吸收、无限制的引进西方文化的洋奴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

与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证。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抵制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对我实施“分化”“西化”的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诡计，拒绝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多党议会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思想对我们的诱惑和误导，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者鼓吹的西方中心论和新殖民主义论调。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这种全球化的视野下的中西文化观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实践“洋为中用”的战略思想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

在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大量地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济理论、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例如，在经济学理论界，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代表人物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从西方引进了许多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有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诸如建立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事业发展的进程。在哲学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一方面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还大量地吸收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诸如吸取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成果，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生态伦理批评，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我们通过吸收这些思想观点深化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洋为中用”思想在理论领域的成功范例。

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思

想地位，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主张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处理好“古”和“今”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主张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这种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将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并将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提供广阔的空间。为此，我们应该自觉地克服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的思想偏颇，坚持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发展道路，创造出与全球化时代语境相适应的、更加灿烂辉煌的当代中国新文化。

（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