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邪出路是《温疫论》治疫的一大特色

放邪出路是《温疫论》治疫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 温疫论 中医治法 中医学术发掘

明代医家吴有性(字又可)所著《温疫论》，是祖国医学文献中一部专论急性传染病的不朽名著，其对温疫的病因、病位、病邪传变和治疗法则及具体方法等，均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特色鲜明，富有创新，对今天防治疫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仅就吴又可治疫的特色作一研讨。

吴氏治疫，着力于祛邪，强调“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廖”，这是贯穿于《温疫论》全书的基本观点。这里很值得深思的，吴氏在祛邪治则的运用上，十分重视放邪出路的方法。如他在本书《标本》篇中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这里他不仅深刻揭示了放邪出路治法的基本原理，还强调其在消除致病因子(病原)上的重要地位。如对温疫初起邪伏膜原之证，吴氏创制达原饮，旨在宣透盘踞于膜原之邪，使之尽快得以溃散，“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得出，邪不出则疾不瘳。”(《辨明伤寒时疫》)由是观之，达原饮的作用，主要是为放邪出路创造条件。更值得一提的是，吴氏治疫很推重攻下之法，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并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告诫医者“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因证数攻》)，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如治“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证，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己，但不忍坐视，更祈一诊。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小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汤，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因证数攻》)按：清代医家徐灵胎尝云：“凡述医案，必择大症及疑难症，人所不能治者数则，以立法度，以启心思，为后学之津梁。”观此案，乃疫病之重症患者，吴氏细心诊察，于至危至险症情中作出“下证悉具”的明确诊断，果断地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攻下之法，终使病情获得转机，患者转危为安，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拯危症于顷刻。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学术观点，若非久经临床、熟谙治疫的大家，断难有此卓识，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其为后学之津梁，自不待言。在上述学术思想主导下，吴氏在祛邪法的应用上，不赞成用黄连一类苦寒药物，认为其药性“守而不走”，尝谓：“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妄其本，徒治其标，何异于小儿捕影。”与此相反，他对大黄之类攻下药物则推崇备至，认为其药性“走而不守”，如说：“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之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肠胃既舒，在膜原设有所传不尽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也。

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至是邪结并去，胀满顿除，皆借大黄之力。”(《妄投破气药论》)逼真的记述，形象的比喻，如绘地说明了下法的作用，主要是在于开通人身窍道，使邪气有径可泄。下法如是，汗法、吐法，莫不皆然。吴氏此等见解，堪称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我们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但无疑给现代临床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处方用药，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启发良多，值得再三玩味，未可草率读过。

吴又可治疫重视放邪出路是有其深远学术渊源的。《内经》在讨论热病等治疗法则时就有明确的论述，如《素问·热论篇》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又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尽管汗、吐、下三法有异，但祛邪外出则一，实乃放邪出路的具体体现。《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内经》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为后世应用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树立了典范。金元时期，刘完素制防风通圣散治疗温热病，即是一首放邪出路的典型方剂，方中防风、连翘、麻黄、薄荷、荆芥解表发汗，使邪从肌腠而出；大黄、芒硝通腑泻下，俾邪从谷道而泄；茯苓、滑石甘淡渗利，以冀邪从小便而解，可谓是三管齐下，大开窍道，给邪以出路；尤其是张子和，治病十分重视攻邪，尝云：“邪气加诸于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汗吐下三法该尽治法诠》)其“攻之”、“去之”之法，他概括为汗、吐、下三法，其意亦无非是开窍道，放邪出路。显然，吴又可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并作了很大的发挥和创新。对此，清代医家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药须使邪有出路》总结说：“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笔者认为，放邪出路的治法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它与西医针对病原的疗法，其清除致病因子的目的虽然相同，但运用方法和作用机理显有区别。诚然，现代研究已证实不少中医祛邪方药有良好的杀灭或抑制病原体的作用，这在沟通中西医理论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局限在能否直接杀灭和抑制细菌、病毒等角度来探讨中医祛邪法的作用机理，也许很多问题找不到正确答案，难以作出令人置信的解释。因此对中医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治法的研究，必须遵循中医传统理论，设计和建立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实验体系和方法，不能牵强附会的照搬西医那一套，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和阐明其实质。譬如中医对湿病的治疗，很重视通利小便，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即是说湿邪当由小便而去除，这就给我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假说：“湿”与小便变化究竟有何关系?假设有关系，我们不妨将患者治疗前、中、后小便的变化作一番对比研究，分析其成分是否有所改变?到底有无“湿”的成分排泄出来?或许这种未知的成分还难以被目前检验的条件所发现，需要我们作新的探索。倘若在这些方面研究有所突破，必将为中医“放邪出路”理论和治法提供客观依据。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医特色的发扬，更有可能为现代治疗感染性疾患另辟富有中国特色的蹊径，研究出具有我国自主创新的新技术、新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疗效和减少毒副作用。这是一项极富意义的课题。

最后还须一提的是，吴又可对放邪出路治法的应用和发挥，对于今天治疗急

性传染病，尤其是对当前更好地制订中医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人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方案，不无借鉴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