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陶渊明与白居易的隐逸思想

对比陶渊明与白居易的隐逸思想

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将诗人安贫固穷、勤劳质朴的气节和操守表现的淋漓尽致，影响了后世许许多多的文人；白居易也将他的中隐的思想坚持到底，在朝隐和小隐之间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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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和白居易，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文人，都曾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中，但在经历官场的黑暗、斗争后，又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隐逸的人生之路。“酒”和“鸟”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意象，这些意象充分的折射出的诗人的精神品格、隐逸思想、诗人气节。

一、隐逸与酒

自古以来，隐士或诗人似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陶渊明和白居易既是隐士又是诗人，当然更不能摆脱酒的“束缚”，在两位诗人的生活中，无不表现了对“酒”的热爱。如果说为官期间，疲于应酬和交际，无法摆脱饮酒；那么，辞官隐逸之后的生活就是无酒不欢了，仔细观察两者的饮酒诗作，他们对待酒的态度，虽有“酒中有深味”这样韵味深长的相似之感；但同为写“酒”，酒亦有所不同，虽同为“酿酒”，但其中的心境又大相径庭。

1.借酒抒发远离官场的无可奈何和悲痛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混乱时代的陶渊明，尽管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远大志向，但在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的制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官场奋斗，但在官场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楚的了解其中的险恶与黑暗，且不说实现自己的政治志向，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更别提“欢乐”两字。其《归去来兮辞》中就写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表明他周旋于险恶的官场，早已心力交瘁，渴望退隐山林。当诗人真正的退隐山林以后，便将内心的政治抱负全部倾泻于酒中。“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王瑶先生就有论：“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却以陶渊明为第一人”， 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所以，陶渊明离开官场选择隐逸以后，倾注于酒中更多地是对为官生涯的无可奈何；但陶渊明对于田园生活是极爱的，所以远离官场并没有白居易那般悲痛。

白居易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他早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也是他作诗的原则。初入官场的白居易，并没有看清官场现实，大作讽喻诗，直指黑暗的现实，暗讽宦官当道，得罪了权贵，最后被诬以“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被贬官以后，白居易在悲愤、苦闷中重新审视险恶的政治斗争，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为避祸患，他请求外官，做一个

寄情与山水游乐的隐士，但是内心的壮志豪情又岂能轻易淹没，以前为官时的种种更是难以忘记，所以，诗人将自己的壮志豪情寄托于饮酒，“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临觞忽不饮，忆我平生欢”，拿起酒杯，却突然想起了以前为官的种种欢乐，但似乎也只有饮酒大醉才可“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与陶渊明相比，白居易将远离官场的现实化为一种“悲痛”的情绪，因此，唯有饮酒才能毫无顾忌的释放自己，才能够抒发自己的人格气质。

2.酒中渗入的隐逸生活的喜怒哀乐

隐逸后的生活，有喜、有悲，为了抒发内心的感受，诗人沉浸在饮酒的欢乐中，从而也为酒赋予了独特的意义，陶渊明酒完全沉浸在隐逸生活的乐趣之中，借酒联络感情，抒发慨叹。用酒热情的招待附近的邻居“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以布沥酒，招待近邻）”，与邻居共享田园生活的快乐，也与他们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这一点在白诗中也能看到，如《宿紫阁山北村》中“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樽（酒）”。

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中对于生活中饮酒行为的描写相当之多，达到了每首必谈酒的地步，其序中就写到“往往酣醉，终日不醒。……醉中狂言，醒辄自哂，然知我者，亦无隐焉”，这也类似于陶渊明《饮酒》诗组的创作，白居易面对“出门无所往，入室还独处”的生活环境，深刻的明白，“不以酒自娱，块然与谁语”。因此选择“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睡”、“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轩。临觞忽不饮，忆我平生欢”，饮酒后忽而想起以前的种种欢乐，又看到如今的景象，更坚定了在酒中寻找灵魂的寄托。

二、 隐逸与鸟

寻常的飞鸟早在远古文化中早已被文化传特象征意义，而非普通的自然之物，《周易》之《渐》《中孚》《小过》《明夷》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大体上象征着坚贞自守、远寻自晦的高洁情怀，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种，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二是选择退守，保证个体的自由。“鸟”的意象在陶诗和白诗中也很常见，但两者表达的思想意图完全不同，陶渊明写的更多的是“归鸟”，离家的鸟儿渴望回归田园，而白居易写的更多的是“笼鸟”，是渴望翱翔天际的飞鸟，有着蓬勃志向的大鹏，怎能安心待在笼子里叹气？

1.渴望远离尘嚣回归田园的“归鸟”

陶诗之中的鸟是诗人思想的暗指和隐喻，是对自我形象的艺术化和人格化的体现。通观陶渊明的诗文，早期作品中的“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有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志向超越四海之外，希望像大鸟一样振翅远翔，但是现实却是只能看着飞鸟“好声相和”，“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而“我”却寂寞孤寂，无人赏识，远大志向无法实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词》），表明他周旋于险恶的官场，早已心力交瘁，不如退隐山林。“归鸟”是他找到精神

家园与归宿的象征。陶渊明居官的本意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后实现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他非但没能拥有期待中的“自由”，反而失去了本源的自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他由衷的希望自己能够如归鸟一般回到自己的栖息之地，不要像一只离群之鸟日落后仍独自飞翔、停无栖息之地，所以诗人的人生思考焦点于“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燕子翩翩回归故巢，一点也不嫌弃门厅的荒芜。再如，“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念念不忘的仍是回归之意。陶诗所写的往往是村舍、鸡犬、桑麻等最平常的事物，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表现物我契合的境界，极平淡而又即有趣，又如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诗中之鸟，生机盎然、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罹难于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漂泊无依，它无限深情的眷恋着养育他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处处透着不事雕琢、不露痕迹的自然美。逯钦立先生所说的：“陶渊明的寄情归鸟，就是所谓‘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他的因归鸟的感发而欣喜于真意或者生意的获得，就是所谓‘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

2.渴望展翅高飞重返官场的“笼鸟”

白居易视自己遭贬如同鸟儿被关于笼中，故而创作了诸多有关笼鸟意象的诗歌，但，笼只能拘禁的诗人的躯体，而非诗人的精神，这也是诗人笼鸟意象的审美意蕴之所在，正如《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书中提到的那样：“使用伤禽、笼鹰等意象，借以更深刻的表现自我生命之受创、被囚的程度，表现失去自由后内心郁积的沉重苦闷。”陶渊明笔下的笼是官场生涯之笼，而白居易笔下的笼则是贬谪生涯之笼。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陶渊明向往的是一种看清官场浑浊之后的田园自由、个体自由；白居易向往的是一种通过居官实现人生价值，在浑浊的官场上革除时弊、服务国家、益于社会的自由。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白居易则曰：“凤巢阁上容身稳，鹤锁笼中展翅难”，由此不难看出，白居易是渴望为官的，渴望在仕途上任意驰骋的，但是因为致力于政治却因此而带来的贬谪之痛却是刻骨的，所以他笔下的笼鸟就承载了诗人的矛盾结合体，笔下的笼鸟也注定是悲剧的，不甘寂寞的精神也必定是苦闷的。

结语

白居易的隐逸生活可以说过的很如意，但我们也不能说陶渊明过得不如意，至少都是他们本人坚持的选择。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将诗人安贫固穷、勤劳质朴的气节和操守表现的淋漓尽致，影响了后世许许多多的文人；白居易也将他的中隐的思想坚持到底，在朝隐和小隐之间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适合唐代文人的路，提高了自我享受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晋]陶潜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晋]陶潜著.袁行霈著.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

[3]顾学劼校点.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374.

[4]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310.

[5]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D].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261.

[6]刘中文.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和融化[J].北方文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