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时期的教育

一、维新变法时的女子教育思想

维新变法以前，女子教育问题已经受到关注，女子教育开始兴起。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陡然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救亡图存、新国富民的政治目的，在教育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与其政治目的相适应的思想。提倡和重视女子教育便是这种思想的基本内容。

1、批判阻碍女子教育的封建伦理道德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女子是不需要文化知识的，更不需要才能。长期以来，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作为女子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妇女遵循“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纲常名教。康有为认为几千年来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一，是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梁启超对此也痛加驳斥，认为这乃是“祸天下之道”，使妇女“于天下事一无所闻”，因而造成妇女愚昧无知，使占人口半数的女子不能自立。他斥责封建社会，女子不仅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遭受摧残，“惟宁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蔀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2]他愤怒地揭露，封建社会妇女是“闺闼禁锢，例俗束缚，惰为游民，顽若土蕃。”[3]认为这种“智男而愚妇”的封建观念必须铲除，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女学，使女子接受教育。针对当时仍存在 “妇女智力低于男子”、“女性先天不如男性”等观点，维新派更是

梁启超认为女子的智力和学习等方面都不比男子差，给予了有力的回击。而是“各有所长，

非有轩轾”。[4]男女都是“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比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5]提出根据女性的特点，只要对女子实施教育，则“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6]这实际上是对剥夺、

限制和阻碍女性教育权利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

正因为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大批先进的国人感时忧世，拨开传统陋习的阴霾，为女性早见天日奔走呼号，才使人们认识到女子受教育的价值，迎来女子教育风气渐开的新时代。

2、宣称女子应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妇女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她们却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利用西方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来重新看待中国的男女关系，认为妇人也是人，应当同男子一样享有各种权利。他们更进一步关注女子教育问题。从郑观应的《女教》(1892年)到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年），再到严复的《论沪上创兴女学堂》（1898年），都积极倡导女学，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既能读书又能“阅世”（参加社会活动）。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主张男女平等。他说过“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他无限感慨地说：“不平至此，耗矣哀哉。”[7]并大声疾呼给妇女以平等自由，在他设想的大同世界里，“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结合”，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8]在教育上,他主张男女平等,发展女学。为了鼓励女子求学，康有为主张制定与男学校相同的女学章程，女子在大学和专门学校完成学业后，可获中国举人、进士荣衔；学问有成，允许参加选举、应试、为官、为师，只问才能，不加禁限。康有为这一女学思想，在那个刚刚提倡女子教育、传统的性别意识还很浓厚的时代，是十分先进的。他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女学观，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梁启超也很重视女子教育，这基于他男女平等的主张。说“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也”。[9]他反对“扶阳抑阴”，认为“必智慧平等，然后能力可以平等，故开女智为第一义。”[10]他还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提

出女子有耐心、善静、心细的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

3、女子教育对家庭的益处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只对男性开放，与女子无缘。在近代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维新派关注起女性的家庭地位。

梁启超认为女子不学，不但不会令她们贤淑有加，反而会给家庭幸福蒙上阴影。因为女子不接受教育，一方面会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于姑璋姐娣之间，为小事争强弱，使得“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以致造成家庭不和。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从兴女学开始，女学能使女子“内之以拓其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11]另一方面，当时的情形是女子普遍不能自养，必须依仗他人供给。而女子只有接受教育，有了知识，才能知书达理，才能知情知义，才能自养自立，消除依赖心理，成为丈夫的贤内助，帮助丈夫发展生产，安排生活，使家庭和睦幸福。因此，他呼吁更新观念，给予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有才、有德，对家庭的和睦做出贡献。

此外，在当时的危难关头，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从下一代抓起，而要培养出优良品种，母亲的作用十分重要。母亲有文化，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就有文化，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民族才有希望。因而重视“胎教”和“母教”，解放妇女，成为他们呼吁的重要课题。

女教有益于“胎教”。从胎儿教育来看，女子受教育是保证优生的基础，是胎教不可缺少的一环。梁启超以西方为例，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比如

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12]中国要保种保教，不能不实行胎教。胎教的好坏，对出生婴儿的素质影响很大。这就要求孕妇必须提高

文化素养，养育强健的儿童。

女教有益于“母教”。胎儿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女性的教育，而女性在家庭教育尤其是婴儿、幼儿的家庭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据此，梁启超深刻阐述了女子的学识、素养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他坚信：“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3]在儿童教育中，家庭环境尤其是母亲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有着良好的修养，又达于教法，能根据孩子的性情加以引导，因材施教，那么孩子将来更容易成才。可见，女子是否有学问直接影响后代的成长。即“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种。”[14]

4、提倡兴办女学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志士痛感西方之所以强盛而我国贫弱，是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不发展造成的。徐勤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著的《中国除害议》中写到：“然掸考四万万人之为学而被教化识字者，妇女不得入学，以无才为福也，可以不教，不识文字，稍弄笔墨，涂丹黄，填韵词，则号为闺秀矣，此不得为学，既无女学，则四万万之民，去其半矣。深山邃谷，苗傜杂俗，男女同俗，曠野百里，邈无蒙学。”[15]

维新派认为虽然当务之急是如何救国，使国家强盛，但救国的根本是妇学，女子教育才是天下之大原。梁启超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居今日之中国，凡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此非知本之言也。” “然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学不学始。”[16]他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生利分利”理论，对当时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当时中国社会“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

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侍养于他人也。”[17]中国人贫穷的原因是女子无业，女子无业使得女子不能自养；女子不能自养造成女子受压迫，地位低下，从而造成国家贫穷。而女子无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女学不兴，女子未接受教育。

康有为从泰西等国重视女子教育中受到启发，意识到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泰西大国：“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18]通过与外国对比得出中国落后被动挨打的原因之一在于女学不兴，所以他指出根源是“中国二百兆女子，曾无一学校以教之，则不学者居其半，是吾有民而弃之也。”[19]此外，他还认为要使国家富裕就必须达到人人自养，即兴办女子学校。而且妇人从学，可以少去应酬之繁，免去考试之难，同样可以学成有用人才。他还通过考察各国强弱与女子的关系，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20] 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创办女学，大量培养女性人才，让她们参与世界竞争，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维新派以女子教育作为经济独立的手段，主张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作为社会劳动力，独立自养，从而达到“强国智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