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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

（1843—1949）》

熊月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近代上海像一个“袖珍地球村”，来自世界各国、中国各地不同人群在这里生活、工作。考察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自生自发秩序，对于探讨全人类文化交流的过程、特点、规律，有极为难得的样本价值。

本书通过都市生活的细节，如洋泾浜外语、混血儿现象、西医与西餐的流行等，深入浅出地剖析多元文化在近代上海的交织，为研究海派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研究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者简介

熊月之，1949年生，江苏淮阴（今淮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第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上海人解析》《上海租界与近代中国》《上海城市品格读本》《光明的摇篮》《魔都上海的魔力与魔性》等，主编《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曾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

书摘选读

近代上海，市政管理机构多元，制度多元，法律多元，货币多元，建筑样式多元，交通工具多元，人口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婚丧习俗多元，年节假日多元，娱乐方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信仰多元，价值观念多元……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异质文化交织的都市。

下面两段话，分别出自中国、西方文人笔下，角度有所不同，但都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上海异质文化交织的生动场景：

上海好比是一所最复杂的、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院，在那里，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自吴鉴光、丁甘仁、哈同以至最新式的科学家；在那里，什么样的社会状况都有，自虹庙的烧香，哈同路某宅的宫廷生活，以至最新式的欧化的舞蹈与其他娱乐；在那里，什么样的交通器具都有，自独轮车，塌车，轿子，马车，人力车，电车，以至最新式的汽车；在那里，什么样的房屋都有，自江北蟖蟖船改造之土室，草房，平房，楼房以至设备得最新式的洋房。这其间相差相距，不啻有二十个世纪。时时的到街上去默察静望一下，见那塌车与电车并行，轿子与汽车擦“肩”而过，短服革履的剪发女子与拖了长辫子戴红结帽顶的老少拥拥挤挤地同在人群里躜……这还不够你的鉴赏么？世界再没有一个博物馆有那样复杂完备的活的“陈列品”了。

上海这个城市一方面各个种族混居，充满了国际气息，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对洋人排斥疑忌的心态，这使得上海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但又最为奇怪的城市之一。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大和民族的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一对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和服、趿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罗马传教士。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那种惟利是图的本性，一位俄国店主店里的商品标价一律用俄文书写，使人看了茫然。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店主用生硬的英语写了些广告词，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

同时行驶在上海街道上的黄包车、独轮车和电车

中外文人将“最复杂”“最奇特”“最丰富”“最吸引人”这些极端字眼赋予了上海。

那么，近代上海这一奇特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是怎么共处共存的？有些什么样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是怎么化解的？这一特殊文本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史上有什么意义？

这些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充满异国情调的外滩

文化有多种含义，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以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养。中国古籍中文化的含义是文治与教化。今人所说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本书所述，主要是指通过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文化，包括衣、食、住、行、娱乐、交往等。异质文化，指不同质的文化。异与同，本是相对而言，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方面自会有许多的不同，也会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区域，如同为汉族，岭南与燕北、浙东与川西，在衣食住行方面也会有诸多的不同。前者是大异小同，后者是大同小异。本书论述的异质文化，主要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异质文化，特别是指中西文化、中日文化。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即文化人类学者所谓之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用“异质文化”旨在强调其不同，强调其质之异，而“跨文化”则重在其跨，在其连通。

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娱乐、交往方式之所以自具特色，相互有异，乃是由于不同民族生存环境、演变历史有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自然也会通过观念形态的文化反映出来，观念形态的文化反过来会对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因此，讨论生活方式意义的文化，也会涉及观念形态意义上的文化。

本书所述异质文化交织下的都市生活，主要是不同民族生活方式（兼及观念形态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下的都市生活。

时常举行集会的张园

上海两租界存时近一百年，占地近五万亩，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它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不是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或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自有立法、司法、行政系统。界内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工部局或公董局，除了市政、税收、治安等事务外，于宗教、新闻、出版、金融、贸易、制造、人口流动、结社集会多不过问。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家，互不统属又互有联系，既有矛盾又有协作，有时各自为政，有时互相拆台，有时步调一致。租界之内，有代表英、美、日、法、德、意、比等几十个国家的领事馆，设有各自的领事法庭，审理各国侨民的相关案件，也有代表中国政府处理案件的会审公廨。租界之上，并没有一个能够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

这样，上海租界就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的交叉区域。

一是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公共租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但是租界不等于殖民地，公共租界不等于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殖民地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法国驻沪领事负责，但法租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也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二是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至于那些挂着洋旗的中国人企业或有中国人参股的企业，中国地方政府更是无计可施。中国政府在租界里设有会审公廨，名义上由上海地方政府派出的谳员负责审理，外国领事陪审，但许多时候实质上是外国领事说了算。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的交叉区域，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中英、中法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

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的交叉区域，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活跃其间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族群，使得上海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区域。其特别之处，巴黎、伦敦、纽约不可比，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都不可比，笔者称之为文化特别区域。

挪威学者石海山曾从市政角度生动地描绘这种文化特别区域特点：

上海有三个城市管理机构，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局，三个公共交通系统，三个水厂，还有三个发电厂。电压在法租界是１１５伏，而在公共租界是２２０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不相同。黄包车夫没有所有三个城区的执照，就不能穿越城区间的界限，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花得起钱办齐三个执照。因此，人们不得不在城区边界换车。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引者注），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

近代有学者称上海租界是“四不象”，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历史“怪物”。说它是“怪物”非常贴切，因为这一文化特别区域，既不是清朝政府特别划定和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英国政府、法国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多种合力造成的结果。它是帝国主义向全球扩张，清朝政府在毫无思想准备、缺乏国际知识、没有外交经验的情况下被动开放的特有产物。

正是这一文化特别区域，为人们研究异质文化在没有文化霸权、没有权威部门管理的情况下共存、共处、交流、交融与互鉴的特点，提供了绝无仅有的个案。

—END—

资料：新书季

编辑：杨威